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

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本研究对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0名已婚育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适龄生育的青年群体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及生育意愿,发现对三孩政策表示支持及表示激发生育意愿的总体比例偏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使得“养不起”问题突出,尤其是生育旺盛期遭遇压力峰值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男性育儿参与度低使得女性养育过程压力过大;在文化观念因素上,养儿防老观念淡化、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服务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政策的民众态度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先升后降,而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目前受到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了中国民众对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态度以及重点群体在政策态度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众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今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其中,东部地区支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比例要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而民众政策态度的城乡差异则相对较小。对于15至3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的分析发现,城市女性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支持比例要低于农村女性,同时1990年之后出生女性的支持比例也要低于199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而以上人口政策态度的不同反映了生育意愿的城乡和世代差异。     

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

本文在厘清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发展及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并进一步研究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阻碍我国生育率回升的因素,作为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在职业与生育的冲突下是如何做生育决策,以及中国生育率的未来走向。研究表明:1.尽管确切的总和生育率尚无定论,但通过对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成公认事实。2.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育龄女性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3.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流动模式——以粤西地区为例

"全面二孩"的重大决策,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发展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女性流动对生育的影响,学界存在"多生论"和"少生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且这两种观点都有实证支持,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少生论"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同时为了掌握"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农村女青年生育意愿的变化及对劳动力流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对湛江、茂名和阳江等粤西地区的农村女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粤西农村地区生育率常年居高不下,城镇化进程滞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湛江、茂名的生育率为1.71,该政策的出台将强化当地女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生育是影响当地农村女青年是否流动的关键因素,她们大多在婚前外出务工,在生育后回流本地。"全面二孩"政策不会改变她们这种既有的流动模式。因此,人口发展的重点应从计划生育政策转移到教育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上,且要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年轻的母亲就业,吸引农村女青年在城镇落户。     

“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预测分析

人口政策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变量,"全面二孩"政策会对中国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对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和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两种生育方案下未来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对比。发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有助于减缓我国人口规模急剧下降趋势,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实现未来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平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趋于均匀至少需要84年时间;出于成本考虑,"全面二孩"政策可能会造成生育阶层化,进而影响未来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解决生育阶层化的有效途径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确保女性职业稳定发展

正"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以及今后可能的二孩全面放开,不仅意味着中国女性的职业生涯与生育过程有着更长时间的相互交错,而且由于二孩生育所带来的在时间、精力甚至财力上对职业发展的挤压也会加大。如何做好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合理有效地平衡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摆到各位拥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职业女性面前。我以为,提升自己     

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探究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从贝克尔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根据不同孩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发现,生第一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受舆论和宗族观念影响较大,受经济成本影响较小,收益期待集中于"养儿防老";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具经济理性。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对父母时间、机会成本要求起决定作用;同时父母对第二个孩子的情感收益期待更高。本调研带来的启发是鼓励二孩生育不能单靠政策的放宽,更需要从经济理性视角"多管齐下",在提高经济水平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完善各项福利养老保障制度,健全相关基础设施,降低生育综合成本凸显生育收益,全方位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     

给家庭一颗“二胎定心丸”

正"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调查结果显示,过半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抚养成本、生育风险、母亲的职业考虑,是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给"二胎家庭"吃下定心丸?"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还是"不生"成为许多一孩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一方面,生育高峰的到来令医院产科一号难求,床位全面告急;另一方面,有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的生育意愿低于预期。     

全面做好“二孩”优生优育保障工作

正"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出台之后,整个国家的年龄、性别结构将逐步得以合理性调整。新生婴儿优生优育对于预防家庭致贫返贫,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目前现状来看,生育二胎的夫妇年龄普遍偏高。从各方数据、分析和预测综合来看,在政策落地的早期特殊阶段,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中,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约为60%;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约为2%。从优生角度来看,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3~30岁、男性最佳生育年龄在30~35岁之     

生育政策调整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公共财政不仅要补助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筹集,还要承担其可能存在的赤字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系列问题,国家接连调整生育政策,那么,调整生育政策能减轻城乡居民医保的财政负担吗?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的变化情况进行仿真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如果不调整生育政策,2090年时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是当年公共财政支出预测值的119.78倍;第二,如果按照"单独二孩"政策的实际生育意愿计算,预测期内累计财政负担相比原政策将下降3.35个百分点;第三,"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越高,累计财政负担下降越快。当生育意愿达到100%时,累计财政负担相较原政策将下降62.27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政策转型中的制度演化分析

我国人口政策的动态调整,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变化。人口政策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全面二孩"的转变,表明了我国人口发展观已经从视人口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严格控制增长,逐步转向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适当可控的人口增长模式。然而,上述人口政策的转变仅仅是近5年内完成的,"全面二孩"制度短期内能否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文章通过对人口制度转型的演化分析,强调旧制度的功能性锁定、人们的生育偏好降低、认知模式趋于稳定、演化博弈策略均衡,对夫妇生育选择的影响。对"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提出如下建议,重塑生育制度结构;创造与生育制度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加强人们生育认知模式引导;注重制度实施后的动态跟踪,并不断修正。     

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文章以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学说为分析框架,考察职业女性的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预估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待二孩生育的总体意愿并不强;除了个人年龄、一孩年龄和一孩性别对其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对孩子工具效用和二孩优势效用的认同有助于提升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热情,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些可以促进生育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对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的预估则会显著抑制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积极性,可以说,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再生育成本加大是导致职场女性在二孩问题上呈现低生育热情的双重根源。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单独二孩”政策与青年生育

"单独二孩"政策是对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青年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经济条件和工作压力的影响,对于国家参与婴幼儿的抚养和青少年的管教保护有着较强的现实期待。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在青年福利政策视角下加强对青年生育政策的完善。     

幸福感和社会公平认知对二孩意愿的影响

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在家庭发展内生力和家庭发展外动力的基础上探讨父母幸福感和社会公平认知对二孩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年龄越大二孩的意愿也就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二孩的意愿越高,家庭收入水平与二孩意愿成反比;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会提高二孩意愿,而社会保障则会降低二孩意愿;幸福感越高的家庭二孩意愿更强烈,认为社会越公平的人生二孩的意愿越低。而在分性别和户口类别讨论后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女性越不愿意生二孩,一孩如果是男孩,农村女性和非农村男性更希望要二胎,一孩如果是女孩则农村男性和非农村女性更希望要二胎。房产状况对非农男性的影响更明显。医疗卫生保障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显著为负,而对于非农村家庭则显著为正。劳动就业对女性二孩的意愿影响更大,农村女性的影响为负,对非农村女性的影响显著为正。社会公平的认知也是对女性作用更多,农村女性认为社会越公平则会趋向于生二孩,非农村女性认为社会越公平则会推迟生育二孩。一般说来幸福感越高的家庭生二孩的意愿更强烈,而城市男性越幸福就会追求稳定,二孩意愿较低。最后,从家庭发展内生力,家庭发展动力,幸福感和社会公平的认知等方面提出建议。     

助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共促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正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以来,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对促进人口均衡、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实施过程中加以重视和解决。一是政策实施与生育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从各地民意调查来看,育龄夫妇两孩生育意愿不高,远低于预期。主要原因一是生育成本高、风险大,不敢生。二是生育观念改变,不愿生。二是人口发展矛盾依然突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在短时期内会上升,人口总量还会持续上     

如何完善全面两孩后的配套政策

<正>自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政策实施的效果、相关配套政策的设计研究,特别是育婴补贴、托幼制度设计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调研发现,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过程中,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一是实际与预期差距较大。调研发现,仅江苏省两孩出生人数明显上升,在总出生人口中占比达42.94%,比2015年上升1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成本高、风险大以及家庭结构性矛盾等生活压力,有一半以上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两孩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