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组织如何围绕城镇化深化改革——以苏木乡镇为例

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历史阶段,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临的战略问题。在我国,城镇化的顶层设计由中央政府负责,具体规划由地方政府制定。文章以苏木乡镇为例,分析了基层组织改革与推进城镇化的关系、苏木乡镇政府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苏木乡镇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改革措施。     

基层组织如何围绕城镇化深化改革——以苏木乡镇为例

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历史阶段，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临的战略问题。在我国，城镇化的顶层设计由中央政府负责，具体规划由地方政府制定。文章以苏木乡镇为例，分析了基层组织改革与推进城镇化的关系、苏木乡镇政府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苏木乡镇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改革措施。     

地方政府在当代国家治理与发展语境中的地方性角色结构分析

在当代国家治理与发展语境中,权力层级性下移、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区域性组织发展、多元治理中心等正成为国家行政改革和政府发展的主要领域。重视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可摆脱国家整体性治理危机,从而推动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与发展中的地方性角色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1.政治系统的地方构建者地方政府是在国家结构形式意义上作为国家依法在地方设置的一级政府体系,对所辖区域行使国家法定管理职能,并通过中央与地方间的宪政关系成为国家政治系统的地方构建者。地方政府作为国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论地方政府角色在社区治理中的失位与归位

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实践运用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方向和成果。社区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从角色能力、角色权力、角色责任三个方面展开。我国社区治理的推进,地方政府应在社区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内,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和发掘,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状态。     

现阶段我国乡镇财政运行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乡镇财政是乡镇政府治理的财力来源和物质基础,没有基本的财力作后盾,乡镇治理与改革就会落空。然而,目前我国乡镇财政体制中存在着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严重困扰着我国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和乡村基层组织的运行,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党基层政权的稳定。因此必须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乡镇财政体制,完善乡镇财政的各项配套措施,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为我国乡镇政府再造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     

省直管县离散性问题的理论基础

省直管县的离散性具体表现省对县治理结构松散化、治理权力重心下移化、县级政府治理自主化以及上级宏观调控艰难化,可能导致省市县各级政府陷入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的政治困境。我国省直管县离散性问题理论基础可简要概括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间分权理论和地方自主性理论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相对独立的层面。探索省直管县离散性问题理论基础,对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构建离散性问题的有效监控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主辅协作: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与运作机制 ——基于若干社区案例的讨论

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尚未出现"多元共治"格局,而是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主辅结构。主辅结构是以基层组织为主导性力量、以积极分子等社会力量为辅助性力量的社区治理结构,基层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性力量则发挥着信息媒介和应付任务等辅助性作用。主辅结构的形成与群众动员的传统有关,情面关联、社会性报酬和利益回馈等构成了主辅结构的维持与再生产机制。社会分化加剧会弱化主辅协作的运作效果,通过发展灵活简约的居民自组织是构建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和壮大辅助性力量并举,是探索建立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论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发展走向

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政府在社区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削弱了社区发展方案实施的主动性,降低了国家在满足穷人需要、发展和协调社区发展方案上的效率,难以真正推动社区发展。实现社区发展,需要实现社区参与,并通过社区参与重建社区权力结构,向穷人赋权;需要适当的社会动员,将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视为一项社会运动;需要把社区建构为国家治理单元,真正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治向治理模式的转变。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新加坡社区社会组织: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

正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其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一直广受推崇和关注。本文主要介绍新加坡承担社区治理功能的社会组织,简称社区社会组织,并探讨这些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总的来说,新加坡社区社会组织的特色是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相结合。在李光耀时代(1965-1990),政府主导的特色尤其突出,体现在政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同时社区社会组织承担非常多的政府功能。近3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     

中国城市社区的兴起及法治要求

社区是公民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民社会自治的基本部门，也是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体现和要求，在大都市中的表现就是城市社区。在现代性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的产生，尤其是作为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层组织，承栽了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要求和补充。因此，我国城市社区的法治建设就体现为：社会治理与法治的统一，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的统一，体制建设与意识建设的统一。     

论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龙潭治理之道:执法先明理 公心换民心

正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派驻地区的办事机构,一方面代表区政府行使政府职能,主理地方治理局势。另一方面衔接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指导和协调居民事务。街道是政府与社区的对接机构,是政令上通下行的枢纽,是官民之间的联系纽带。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在政府层级里位居最基层,但在居民心中,是直接的"顶头上司",居民希望其能主持公道,为当地做主撑腰。     

从社会组织审批权分析权力配置和简政放权

在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权力下放在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如何调整和分配。结合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寻求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地方行政审批权力的配置会寻求法律法规及其原则的支持或者得到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授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会对权力配置的改革进行政治风险与社会压力的权衡。这种法律与政治的博弈是影响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力量。这对新时代全面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进一步解决层级政府之间与部门之间权力配置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镇政府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不容混淆

影响农村发展与稳定有诸多因素，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权力界限不清、村级组织过多或违规行使政府权力是重要原因。 一、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行使权力的现状及成因 《宪法》明确了我国最基层的政府为乡镇政府，大量的行政法规授予乡镇政府相当广泛的行政管理权、行政处罚权，如土地管理、农税征管、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则明确了村委会为村民自治组织，它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同时也不是乡镇政府延伸的行政组织，因此不能象乡镇政府那样具有行政职能，不能代表国家向村民实施行政管理，只享有法律规…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是国家实现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最直接载体，也是检验国家对城市社会控制强弱的显示器，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强弱衍变。笔者在对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调查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政府主导的以社区制建设为方向的城市组织体制改革正悄悄地使城市基层社会的权力分布发生迅速变化，这是政府为适应城市建设的更快发展而采取的适应性调整，虽未触及整体框架的变动，但从基层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政府的许多政策创新与组织创新都明显地促进了基层政治权力的分化和重组，使国家与社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