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对“革命”的理解与迎拒

不少学者认定康有为是坚定的改良派,但对他是否支持过"革命"以及他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学界迄今未有过深入探讨。综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不仅只是"革命"的反对者,也曾是"革命"的"推动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为"勤王(光绪帝)",他有意取"法国革命"之意,主张兴民权,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革命"。1901年清廷新政后,为反对"革命派"的"排满",他重拾"汤武革命"的道德观,否定"革命派"进行"革命"的正当性。"辛亥革命"后,他欲打破"革命"的政治思维定式,提出"国为公有"的"革命"本质,力图重构"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并阻止"革命"席卷文化社会领域。     

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失败国家”与国际法

冷战结束以来,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非洲民族国家内部因种族、部族、宗教和民族等矛盾的激化导致非洲人民对国家认同的缺失,非洲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失败国家”的论调。而从外部环境来看,非洲民族国家对于国际法上义务和责任的承担和适用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因此,非洲国家走联合自强的区域一体化道路可能不可避免。     

养老体系建构不能追求“高大上”

<正>现阶段中国养老体系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我国养老制度体系多轨化,城镇、农村双轨制,行政、事业、企业、社会等不同就业人员养老保障体系的差别化,使得我国的养老体系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成体系,互不统一,原子化、碎片化现象严重。二是平均水平偏低,不同人群之间落差大,社会公平面临挑战。这是因为各种养老保障政策标准不一,人群覆盖不全。三是养老形式多元化,个人养老、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等多种形式并存。但内在衔接不合缝,有些交叉、漏洞现象依旧存在,养老体系未能形成一个疏密有致、疏而不漏的社会保障网络。四是政府、社会、     

“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建构

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选择。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从国家或乡镇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基层政府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构起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转变乡镇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从改革乡镇长的产生方式着手,改变其授权方式,探索推广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转变为直选产生;建构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     

论康有为的功与过

康有为及其领导的戊戌变法在我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康有为早年为改良变法奔走操劳,推动了社会与历史的进步,然而他晚年建立＂保皇派＂,支持袁世凯复辟又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康有为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评价一个人物的功过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前提上。     

康有为、罗振玉的“瞒和骗”

近20年来,笔者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考证了100多个个案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其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敢于“揭露真相、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     

论康有为的变与不变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变是它的特征。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形象地说当时的中国正“遇上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说法旨在说明近代中国变得厉害。古代中国也有变,从商周、秦皇汉武,直到鸦片战争前都在变,只是变得比较缓慢。近代中国的变,无论是速度、深度,还是广度,都要远远超过古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变,可以发生在不同时期,也可以反映在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对近代人物而言,有早年、中年、晚年。这个早、中、晚,不仅是指人的自然年岁,还包括他     

论康有为的功与过

康有为及其领导的戊戌变法在我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康有为早年为改良变法奔走操劳,推动了社会与历史的进步,然而他晚年建立"保皇派",支持袁世凯复辟又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康有为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评价一个人物的功过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前提上。     

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构:挑战和转向

在独立后甚至在危机后,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构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充分适应乌克兰民族的现状,对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采取相对包容的态度,使得乌克兰人在语言政策方面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二是改变乌克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忆,摒弃苏联意识形态,转向欧洲思维,建立属于乌克兰人自己的战争史,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国家认同的因素。三是通过网络社交群众参与,激发国民的团结和爱国热情,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同时也在网络层面采取去俄罗斯化的态度,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网络安全空间。乌克兰在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力求保持政治稳定和潜移默化的特点,保证了政策的平稳执行,但也使得政策的完整性、连贯性和有效性明显不足。     

论国有企业不能“一卖了之”

出售少量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用其他方式无法搞活的国有小型企业,是深化改革,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一种形式,但不是主要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出售国有企业是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根本变动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大量出售更是影响深远。把严肃复杂的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化为一个“卖”字,不仅不能搞活国有企业,而且会危害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损害国家和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然而,尽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一再申明,刮国有企业“出卖风”是完全违背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央方针的,必须坚决制止,但有些地区和同志…     

“国家资本主义”标签不能乱贴

为什么无论是像美国、欧盟、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像东欧的转轨国家都可以在国有化与私有化之间进行频繁、随机的政策转换,而一到中国的场合,便成为了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泛滥呢。显然,美国政客的指责既不客观,也不公平     

让青春时光与国家“共频”成长

<正>10月18日上午,广西民族大学(以下简称"民大")科技楼报告厅,学校部分师生代表在这里集中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盛况。"习总书记的报告真是鼓舞人心,激励人心,振奋人心!过去五年,成就来之不易,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让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心中都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观看完开幕盛况,民大研究生院党支部书记、思政工作部部长胡良人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报告中不仅提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还明确了做好青     

“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

作为国家论的一部分,国家能力是政治学领域研究的核心命题,这一问题经历了从国家自主到国家能力的理论演变,由嵌入性自主、治理性互赖、国家与社会协调和领导与治理关系四个命题组成。核心能力、能力提升机制、能力启动因素构成了国家能力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无论从世界范围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内政治发展与社会管理的实际出发,研究和分析国家能力问题都将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个中国框架”与“国家未统一前”的两岸关系建构

"一个中国框架"作为一个中国论述的最新发展,对于"国家未统一前"的两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它搁置了两岸的政治分歧,尊重了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也充分照顾了台湾同胞的感情,为合情合理安排两岸政治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两岸应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开展两岸政治协商谈判,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国际参与"以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等问题,推进两岸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不能以“失败”论医改

一段时间,舆论界出现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医改失败给改革敲响警钟”及“市场化导致医改失败”等言论,这些言论是不确切、不科学的,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成功与失败是人类对其某项社会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作出的科学判断,在预期目标还在实现的进程中,便以成败作定论显然有失偏颇。诚然,回顾20多年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艰辛历程,确实还存在诸如医疗收费增长速度过快、医疗资源分布不甚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转轨时期医改工作中难以避免的,有的是政府或部门行为不当造成的,有的是政策还需进一步调…     

公民塑造:国家建构的重点

"公民"由三个层面构成:个体层面关注个体的自由与权利,更多体现利益需求;社会层面关注群体生活的自愿性、多元性和共容性,体现认同需求;政治层面关注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平衡和基于这种平衡之上的权威维护,更多体现秩序需求。"公共"传统的相对缺乏、精英政治统治的政治文化、共和国建构过程的历史轨迹所造就的路径依赖、相关制度环境供给的滞后、全球化开放时代形成的复合风险社会,使得我国公民相对缺位。因此,公民的塑造理应成为国家建构的重点,形成国家—社会—个人的合力。其中,国家需承担制度的有效供给者和公民教化者的职责,社会承担社会网络建构者和公共道德底线维护者的职责,个人承担规则遵守者和公共道德实践者的职责。     

“亲戚的国家”和“朋友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吴稼祥先生在中南海做文书,行走于最上层,服务于大人物。他爱记日记。笔者看到他整理出版的日记电子版,在“亲戚的国家”的小标题下,是这样一段话——     

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1982年的宪法"是建国以来最为完善的一部好宪法"。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出现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使得宪法原来规定的某些内容与现实不相适应,这就出现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个宪法修正案。其中,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概括性     

论“国家”与“国家的深处”——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研究

正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马克思科学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就马克思而言,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是从"国家"开始的。马克思研究国家、法和宗教,论述其与市民社会关系,形成生产关系概念,揭示了二者的正确关系,从"国家"走向"国家的深处"。国家、法和宗教等成了上层建筑的内容,而"国家的深处",则指决定"国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阐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时候,马克思始终没有离开"国家",始终承认和强调"国家"即上层建筑的地位和作用。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二者各居其所,各得所用。     

论“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与完善

现行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仍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不能清晰地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执法中引发诸多争议。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检、高法颁布了很多立法、司法解释，仍不能解决立法上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立法标准上的不统一，导致了执法中产生分歧。笔者建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以“职责论”重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