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本文从国家整合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学理性分析。国家整合作为一个过程,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对业已分化的部分加以调整、统筹并形成整体的产物。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国家整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整合特点,结果是城乡的分化或对立。由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是历史转折的标志。它意味着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整合走向一体性整合,达致城市与乡村的相对均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便是国家整合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其深刻的意义在于,通过国家整合,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状况,在业已分化的城乡差别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城市与乡村的有机联系和统一性。核心是在国家整合下,将资源尽可能地向乡村配置并激活农村内在的动力。它要以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支持和引导农村的发展,由城乡分离走向城乡一体。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乡村建设完全不同之处。     

社会主义城乡发展的“分”与“合”—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学者的争论及启示

在城乡对立的根源和发展趋势上,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学者既存在着分歧也有一致。通过梳理社会主义城乡"分"与"合"的历史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形成与曲折发展的历史规律,对推进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马克思城乡一体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城乡由分离走向融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和乡村的对立。     

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内在逻辑

为解决长期困扰社会学理论界的"社会结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自主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困境,吉登斯构建了以对传统的"二元论"社会学理论的批判为逻辑前提、以"结构二重性"与"实践"概念为逻辑起点与逻辑中介、以微观的个人行动框架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框架之间的互动为逻辑展开的、系统而具内在逻辑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整套理论以社会结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自主性这传统"二元"为两条主线,通过"实践"实现了对它们的架通。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第一套解决"二元对立"社会学理论困境的完整的理论,为开展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对于以后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具有指向性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堪称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种承前启后的理论。     

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反思与重建

当实践智慧成为各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时,而智慧的另一形态＂理论智慧＂却为得到应有的关注。根据亚里士多德严格区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使得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一直以来呈现二元对立的关系状态。本文试图对关于二者之间的几个差异的命题进行了建设性反思。阐释理论智慧的两个层面的含义,由此视角来重新探讨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     

中国哲学传统与当代生态伦理观的育成

＂天人＂思想是中国哲学传统的核心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智慧。儒家的＂天人合德＂、＂天人同构＂,道家＂天人同源＂、＂道法自然＂以及佛家的＂依正不二＂思想是中国天人思想的精辟表达。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下的人天分离思想相对照,中国哲学传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同构合一。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这种思想将普遍被世界重新认识和发掘,扭转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必须在整体上放弃西方＂二元对立＂的生态范式,确立以东方传统为原则的伦理文化指向。倡导中国哲学传统,寻求现代性转换和整合,为当代生态伦理育成提供精神滋养,应成为当代人的文化自觉与行为自律。     

民族志与现代性故事--以罗香凝《另类现代性--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渴望》为例

西方人类学向来关注的是非西方的"非现代性"故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学科反思中,西方和非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知识建构方式受到批评.民族志<另类现代性>在展示某国营丝织厂三代女工如何在所谓现代性的语境中栖居的同时,质疑了关于现代性的人类学所包含的普遍、同质的现代性的预设.该民族志充分表达了对知识建构的自觉和反思,其中女性主义的洞识及其女性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议程也为后现代民族志写作实验增加了新的维度,并挑战了西方人类学最顽固的预设西方(男性)自我和非西方(男性)他者的二元对立.     

解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二元对立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这种二元对立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统治着理论和实践者的思维 ,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不合时宜。本文首先阐述了教育理论界对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二元对立关系基本看法并揭示了这种观点的利弊 ,接着批驳了这种对立观的理论基础 ,从而实现了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对立观的解构 ,最后提出了解构这种对立观的意义。     

文化解构、制度创新和科学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进取理路

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里,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经过了三级阶段性部分质变:五四运动集合此前近80年现代性的积极能量,从思想高度解构传统文化.为人民自主革命和制度创新开辟了精神空间;此后直到1979年的60年阃,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努力突破封建主义传统,同时超越资本主义模式,尝试自主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则针对以往"计划体制"模式,展开了否定之否定阶段的"扬弃"实践,使得中国的现代性在遵循现代化客观规律、契合中国特色中获得科学建构.     

乡村建设的延安道路

特定的革命环境需要新的理论生成,复杂的社会生态需要新的建设路径。无论是从入陕之初的乡建探索,还是最终被诠释为中共革命的"延安道路",延安时期可谓是中共与乡村社会的结合达到最佳状态的历史时期,也是乡村建设的延安方针与乡村实践的延安道路实现了并行不悖、难分轩轾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共一方面需要依据客观的政治社会环境,构建新的乡村建设思路;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客观实际以及民众的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乡村建设的政策措施。由此而形成的乡村建设道路,既体现着浓重的"延安色彩",同时也带有当初条件下的时代面貌和"乡村景观"。     

《走西口》对历史视域的现代性建构

<走西口>是一次历史视域的现代性建构,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将"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小人物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可以从多角度、多元化进行思考的历史与现实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余姚市梁弄镇成为全国文明镇

<正>2003年以来,余姚市梁弄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梁弄建设成为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实现小康样板镇"重要指示精神,以"弘扬主流价值观,建设幸福新梁弄"为总方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以民风建设和环境整治为重点,扎实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全力争做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创文明的排头兵。在今年2月18日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花开沃土分外香——钦州市浦北县乡村文明治理纪实

正去年以来,钦州市浦北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按照"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使命要求,大力建立健全县、镇、村互联互通共治共享的文明实践体系,为乡村文明治理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文明之花处处绽放。2019年,浦北县乡村风貌提升、"三大纠纷"调处、宜居乡村、乡村治理、文明实践中心等多项创建经验获全区推广,被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单位。     

奉化市打造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成效显著

<正>近年来,奉化市围绕"美丽乡村、品质奉化"建设目标,统筹发展农村建设,科学探索城乡一体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的逐步融合,城乡面貌得到有效改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位居全省前列,累计已有76个村被命名为省、宁波市全面小康村,占该市全部行政村的21.4%。该市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优秀市"称号,先后荣膺"首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     

“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重建: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目标考论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的目标是通过重建"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实现对合理社会的建构。"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重建以现代技术背景下"可选择的"现代性为依据,对社会主义观念的重新阐释为基础,通过社会化、民主化及革新来实现。芬伯格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技术政治观对社会主义观念的深化发展具有启迪意义。     

空间融合:城乡一体化的新视角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两大生产-生活空间,城乡空间的分异与融合伴随着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之间不仅地理空间分离,政治、经济、社会空间也日趋异化;城乡二元化体制不仅表现为城乡二元化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体制,也表现为城乡多元空间的分离与割裂。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乡空间的变革推动着乡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并带来了城乡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的互动。在此情况下,空间融合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新视角,其广度和深度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     

阅读乡村秩序

<正>2014年08月21日,求是网刊载了陈占江《阅读乡村秩序》一文。该文认为,当下乡村秩序发生了显著变化。乡村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内向型村庄向外向型村庄过渡,时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频繁的流动;社会结构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混乱的景象,新兴职业或阶层不断涌现。以国家为推手的送法下乡、宣传下乡、电视下乡等运动不断瓦解着农民的传统观念并试图重新植入一种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念。当下的中国乡村正处于转型期,礼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而法的"故事"正以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述评

"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提出以来,国内学界主要从内涵、形成与发展、历史定位及其实践路径等方面对其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诸如概念不清、研究视角较狭窄、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思维较突出等问题。对此,学界应厘清"共同体"概念的演变过程,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注重运用比较视野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落实,注重在全球化背景下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