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网改版追求便民利民

“上海科技”网在今年的改版过程中，认真贯彻市政府关于建立“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精神要求，进一步突出服务理念，除了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改版的核心内容，还在为科技企业、科研工作者和公众提供便民服务，方便用户上下功夫：“邮件订阅”和“网上办事多媒体在线帮助”就是网站推出的具代表性的两项便民服务举措。     

中国加速构建“服务型政府”

6月中旬举行的首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论坛”传出一个强烈信息：中国的政府改革正由“职能转变”向“功能转型”的纵深方向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政府改革的重点。     

公众参与推动“阳光政府”前行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出台。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在中国的法制土壤上第一次落地生根。 刚刚诞生便通过“汶川大地震”考核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透明度有了更高的期待。然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现状表明,条例的公布只是一个起点,如果没有公民社会——包括个人．NGO和媒体的积极参与,政府公开信息制度难免停留在纸面上。     

突破“距离”瓶颈 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与当代政府管理创新相结合的产物．其主要目标是缩短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实现对公众的便捷服务。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江苏电子政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建成“二横一纵”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有了方便的渠道；政府网上信息发布平台基本建成，公众能较全面地了解政府信息；网上公共服务平台初具规模，政府网站具备了一定的互动功能，电子政务已从政务公开为主向公共服务、公众参与方面拓展。     

铲除“其他支出”这个“筐”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在一些政府预算中,“其他支出”数额巨大,在一些基层政府尤为明显,最高的能占支出的40％左右。事实上,一旦有了“其他支出”这个“筐”,诸多不合理的花费都可以胡乱“装”入其中。这样一来,“三公”消费阳光透明运行无疑就成了一句空话。     

“向内”“向下”提高执法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本市行政处罚工作水平，更好地适应法律体系形成后对法律有效实施的更新更高要求，加快打造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笔者以为，应坚持标本兼治，立足“向内”“向下”，提高《行政处罚法》执法水平。     

“阳光政府”走上法制轨道

地震可以震塌房屋，但只要信息公开。就不会震塌人心—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对于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和高度透明，坊间和舆论赞声如潮，并普遍视其为战胜灾难的重要原因。 相较于以往遭遇灾难时的“掩掩遮遮”，汶川地震时的信息公开令人有冰火两重天之感。而为这一深刻变迁转折奠定制度基础的，正是震灾两周前、即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论政府的“公共人”角色定位

政府相对与社会而言只是工具,因此,政府人只能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为此,有必要严格区分“公共权力”与“私权利”,明确“公共人”（政府人）必须拒绝私人意志,排斥私人利益,行为公开透明,让渡自己的“超额权利”。     

走向“信息公开”时代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对于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和高度透明，坊间和舆论赞声如潮，并普遍视其为战胜灾难的重要原因。相较于以往遭遇灾难时的“掩掩遮遮”。汶川地震时的信息公开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为这一深刻变迁转折奠定制度基础的，正是震灾两周前、即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

确立依法行政理念,建设法治政府,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创建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但是,从实践应用层面分析,“法治行政”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延伸到行政实践领域,与我国构建“法治政府”的目标更为契合。“依法行政”只是“法治行政”的一个方面,构建“法治政府”,实施“法治行政”不仅需要依法行政,还需要合理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诚信行政、高效行政等等。因此,“依法行政”的提法并不妥当,更应该以“法治行政”取而代之。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变,并非只是提法的改变,而应该是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     

超越“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的困境与救赎

随着网络社会的勃兴与公民社会的崛起,民间“草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责任感不断涌现于公共话语领域,加剧了与政府之间的话语权竞争,引发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公共信任与社会软权力,政府公信力的本质并没有完全嵌入公权力的运作之中。在畸形裂变的权力观、紧张错位的政民关系、信息不对称视域下传媒的鼓噪与误导等多重因素浸染下,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泥沼之中。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视域下,要超越“塔西佗陷阱”,政府必须重塑健康的权力观、建构友善互信的政民关系、主动信息公开,以期实现政府公信力的自我救赎。     

政府与“城中村”社区

改制后的“城中村”居民成分复杂、公共基础设施奇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文化冲突激烈 ,加上需要大量建设资金 ,因此 ,政府在“城中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就显得比其他社区更加重要。政府应该成为“城中村”社区建设制度的设计者、“城中村”社区建设的引导者和协调者。从这个意义上讲 ,能否正确发挥政府在“城中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关系到“城中村”能否真正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完全融入现代化大都市。     

再论“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与政府管理的差别决定了“公共管理社会化”与“政府管理社会化”分别具有不同的意蕴。从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分析,“公共管理社会化”过程,不仅是政府“放权”于社会,更是政府“还权”于社会的渐进过程。当前如何实现不同地位的管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管理主体间权力如何有效转移,成为了公共管理研究有别于传统政府管理的新课题。     

“双随机”要从“单打”走向“共治”

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主要方式,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广和落实“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的“双随机、一公开”(以下简称“双随机”)监督检查,已连续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动“双随机”常态化对于提升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减轻企业负担和减少权力寻租,都具有重要意义。从2015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更多地采用“双随机”监管方式以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展开方式上还局限于每个部门各为其主、各自为政的“单打”状态,更有“技术含量”和治理效能的“共治”——跨部门联合“双随机”,进展不快不大,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与“双随机”的“单打”形态相“适应”的,则是信息归集延续着优先满足“自有自便”的信息平台,致使“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降低了利用效率和共享程度。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推进“双随机”从部门的“单打”走向跨部门的“共治”。     

解读“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

“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治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从理论上对其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和阐释，可以为我们加深理解和加快变革提供有益的参照。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模式的根本转变，它包括从理念、职能到制度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它应该是一个以“公民本位”为基本行政理念．确立“公仆”意识和“服务者”角色，职能有限、责任明确、民主法治、透明高效的政府。     

“政府财政预算阳光化”不能是一句空话

政府预算资金应保障“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如果财政预算信息模糊、不透明，就不能保障财政预算的安全，不能保障“民生财政”的最优化，这从每年审计署公布的政府财政预算被挪用、挤占、浪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中就可见一斑。     

领导信箱应杜绝“机器式”回复

为方便了解社情民意，许多地方政府网站纷纷开通了“省长信箱”“市长信箱”“区长信箱”等等，、然而，有的政府网站的这些信箱对待纷至沓来的群众来信，回复却是千篇一律的“您好，您提交的来信已转送某某部门办理，请等待结果。”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不见回复和如何解决问题。这种“机器式”的信息回复，自然会引起群众的不满。     

“更加”+“着力”:依法行政年轮印记简

2013年1月27日，上海市代市长杨雄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更加注重从严治政、高效施政、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全面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着力提高法治化水平。强化法治思维，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政府绩效评价中的“顾客导向”探析

政府管理创新对传统政府绩效评价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顾客导向”政府绩效评价是超越传统绩效评价方式的新探索。文章在对“顾客导向”理念渊源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2004年甘肃省非公有制企业评价政府绩效的具体实践,论述了“顾客导向”政府绩效评价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现实意义,然后针对实际评价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对“顾客导向”绩效评价中应注意把握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后发”现代化中的政府能力

“后发”现代化中的政府主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种主导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能力密切相关。政府能力主要包括自身维护能力、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及社会控制能力四个方面，每项能力之于“后发”现代化亦有不同的意义。总体而言，政府能力既发挥着组织现代化的作用，也是现代化推进的根本保障，因而是政府主导作用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