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制度主义之下的国际体系现状与前景

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是强调国际体系中“合作”要素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今国际体系，主要有行为体的多元化、国际力量结构的多元化、互动模式的多种并存和国际机制的不断变化发展四个特点。关于国际体系的前景，预计会在现状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体现为新的国际体系的缓慢形成，地区主义与区域化合作继续加深，更广泛议题的合作，以及和平仍然是国际发展的主题这四个方面。     

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时期,国际体系积蓄了较大的向积极方向变革的力量,但也存在转为内向的可能。维护国际体系的开放,避免国际体系转向封闭,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少数致力于维护开放包容国际体系的国家之一。参与国际体系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以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观念基础,以协商谈判的和平合作方式把握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以及扩大有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共同利益形态,都有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维持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论国际竞争格局演变中的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并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全球公共治理的主要变革和创新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整个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表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中国因素、中国意识与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为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做出贡献。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

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使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周期,依托于算法和算力的全面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迈过产业化的门槛,成为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对国际关系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已经直接卷入战略决策和军事领域的国际互动中,会进一步放大各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差距,打破原本稳定的均势结构。其次,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自动化生产会改变全球社会经济生产模式,推动国际行为体内部的权力分配结构变革,最终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的系统性影响。最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会影响新时代的思想观念,新的社会思潮将在不断的碰撞与辩论过程中逐渐成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使人类进入一个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中国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论国际制度视野中世界和平的构建

作为国际规范结构的国际制度 ,源于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 ,大多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协定或法律的形式 ,是具有权威性、关联性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多边制度。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 ,国际制度对相关行为者的行动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加速制度内的信息流动 ,促成了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 ,并提出了通过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以实现全球事务治理的有效途径 ,大大降低行为体国际交往的成本 ,保持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 ,成为国际体系稳定发展的推动力。因而 ,在国际制度话语中 ,世界和平的构建便成为可能。     

“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体系和平变迁”——以建构主义“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为依据

2005年4月23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博鳌亚洲年会上作了"为中国和平崛起而实现的共赢方针"的主旨演讲①,这暗示着我们的一些邻国开始正视并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及其所带动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崛起将必然给现有的国际体系带来深刻变革.②在主流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中,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分配论",还是吉尔平的"权力转换理论",抑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是聚焦在如何通过霸权战争等非和平方式完成国际体系的变迁.如果只把这些理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而加以否认,不跳出其分析框架来重塑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途径,那么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构建中就存在着不足与缺陷.笔者认为,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理论更适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提供理论依据.     

“和平崛起”新维度下的中国外交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出现,并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即一种新的和平的大国兴起模式。其背景是在全球化、现存的世界政治体系和中国国内资源整合等因素影响下,中国需要塑造自己在新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使美国和中国周边利益相关国家有所顾虑,为此中国已使用新的＂和平发展＂提法。中国的和平发展之中,因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制约,仍然面临相当的挑战。     

发展中大国的世界秩序变革逻辑与中国实践

发展中大国受制于实力等因素无法推翻现行国际秩序另建新的秩序,但有意愿也有能力对现有秩序进行渐进式变革。国家发展路径是从地区强国成长为全球强国,这符合秩序变革路径。地区是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依托,塑造和平与发展、安全与稳定、民主与公正成为构建地区秩序的目标。在获得地区发展支持后,发展中大国扩展海外利益、寻求全球范围的发展和治理优势就必然要在国际层面突破秩序制约,通过国际秩序变革为国家发展获得制度支持。国际合作是秩序变革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发展与合作的共同需求改革现有制度,建立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才能使秩序变革行之有效。     

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论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度关注并给与非常积极的评价，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内容“述”形式（下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艺术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内容“述”形式（上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形式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探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中的“帮助”应予去掉;变造证据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行为;教唆、指使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共犯。     

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

计算机网络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方便远程通信。作者在文中就小型局域网的几种常见的组网方案做了简要的介绍，比较各自的优缺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采用应对的方案。     

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儿童证人问题的心理学分析

在心理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对儿童作证主体之适格性问题的争论已经转变为对儿童证言的可靠性的判断。儿童证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其记忆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方面存在着不足,但不能因此否认儿童作证的适格性。相反,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制订出相应可行的实践操作原则以提高儿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哲学的“未来”观念（上）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 (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 (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文科教科书的删改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教科书的篡改是其实行愚民政策、推行文化侵略的重要之举。日本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同时处心积虑地在中国教科书上动脑筋,做手脚,先是对原先国民政府审定的官方教科书进行删节;其血腥统治稍稍稳固后,即有组织有计划地编写教科书,毒害中国青少年。从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教科书的删节到日本右翼势力新编的教科书,其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纪检监察证据司法衔接的思考

纪检监察证据转化为司法证据的基础是两者的共性。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有利于固定证据、防止翻供和提高诉讼效率等。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应遵循全面转化规则、最佳证据规则、非法纪检监察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规则。     

侦查与犯罪的互动关系

犯罪与侦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者的发展是互动的结果。“行动导致反行动”。侦查活动是侦查主体与犯罪行为人之间试探与反试探 ,调查与反调查、查证与反查证、揭露与反揭露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