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一种基于国际制度理论的法理构建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产生于两个不同社会的不同法律体系,普通法理学关于法律一词的定义常不能用于国际法。国际法学者很少是法学理论家,而法理学家也很少熟悉国际法。对国际法学科而言,法理研究长期缺位。国际关系学是国际法学的基础,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视角加以考察,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法律属性的国际规则,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制度,是将部分国际制度法律化的结果。这种法律属性是近代欧洲在摆脱中世纪宗教权威进入世俗社会后,通过引入罗马法的基本法律理念和技术,模仿国内法的应用体系,借用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优势以实现国家在无政府社会中对秩序需求的产物。国际法作为国际制度的特殊部分,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国际制度研究的理论成果。国际法存在的实证法和自然法两大传统与国际制度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两大路径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法之理在法之外",国际制度研究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国际法的起源、形式、实施和变迁等法理问题。     

国际法治：全球化时代的秩序构建

当前的全球化需要理性的约束和调整，因而国际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法治分为“国际良法”和“全球善治”两个方面，但是当代国际法还远没有达到这两个标准，存在着国际法不成体系、规避国际法、司法体制的选择性、国际立法的导向性、国际行政机关的弊病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人类的目前状态意味着有必要在当前的体系上进行改革和发展，向国际法治的真正实现作出努力。     

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如何是当代国际法理论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基本构成内核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个人享有了国际法上的权利,也承担了一定程度上的义务,提出了应当承认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观点。     

浅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从国际社会的历史及现状看来,国际法的性质仍然存在争议,最大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国际法如何对主权国家发生作用,即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家主权的独立,意味着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统治和干涉,而国际法正是以国家为主要调整对象,将国家纳入国际法体系,这必然发生冲突.     

康德国际法思想研究

康德在国际法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从国际法基本原理的角度逐一分析了康德在国际法上的重要观点 ,并从其批判哲学、法哲学入手指出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渊源 ,且结合当代国际实践指出其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与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问题,是国际法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应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去解释,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与国际政治格局发展之间密切相关,历史上大致有理想主义的观点、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和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三类。当前伊拉克战争所导致的国际法的效力危机,是现行国际法与当代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将孕育国际法效力根据学说一个新的发展。     

安全地区化与非洲区域组织的集体安全机制

在安全地区化的背景下,一些非洲区域组织试图建立本区域内的集体安全机制,其代表性举措包括西非经济共同体"1999年协议"、《非洲联盟宪章》第四条第h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防御协议》第二条等。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两个角度分析和考察非洲区域组织集体安全机制,在未来的国际安全体系中,不仅要切实加强对区域组织的扶助,还要在保证安理会中心地位的基础上,明确规定相关区域组织的武力使用规则和实施机制,并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责任制度。     

试析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

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从实践上分析了个人在不同国际领域中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对某些学者所持的个人国际法主体否定论进行反思,阐述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必要性,认为在一定国际领域中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     

试论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的法律基础——兼述判断国际人格的标准

在国际法上直接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实体被称为具有国际人格,即一种得到法律承认的、作为国际法律体系的主要参与者的身份。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是国际人格者或称国际法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被认为能够拥有国际人格,是国际法在20世纪的一项重大发展,并成为现代国际法的特征之一。本文简要回顾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确立的历史;探讨国际法学界目前有争议的、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的法律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判断国际人格的三条标准。     

论国家主权与人权

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主权与人权都是国际法的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制约和限制的。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主权。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人权具有国际性;然而,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国家主权高于国际人权。     

非洲国家外商投资法的基本特征

形成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有种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因素,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法律因素。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在积极致力于经济发展,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特别是制定和修改了外资法或投资法。根据这些投资法和吸引外资政策,我们发现非洲投资法具有投资立法目标比较明确、投资条件比较宽松、投资优惠政策明显、投资安全基本有保障、区域与国际投资合作正在加强等特征。     

国际侦查合作中的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

国际侦查合作是基于诉讼进程的角度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进行纵向划分所形成的理论范畴,对于其基本原则的研究是建构该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各国参与国际侦查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在对相关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国内法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以及刑法学的基本原理,论证和阐释了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的由来、特定犯罪范围的确定及其价值功能,并且结合司法实践归纳出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的发展方向.     

我国国际警务合作的障碍分析与对策

当今跨国犯罪、国际犯罪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国际警务合作是国际社会共同打击犯罪的需要。但是各国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给国际警务合作带来种种障碍。加强我国国际警务合作的策略应包括：遵循相互尊重与沟通协调原则;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为国际警务合作提供法律依据;完善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提高打击国际犯罪的能力等5个方面。     

云南省与周边国家开展禁毒国际合作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20 0 1年以来 ,云南省抓住机遇 ,在国家禁毒委和公安部的帮助和指导下 ,积极与缅甸、老挝、泰国开展边境执法合作和其他方面的禁毒国际合作 ,取得了突出成绩。同时 ,在与周边国家开展禁毒国际合作中云南省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中的关系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军控与裁军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为国际和平与稳定以及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冷战结束后,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军控与裁军问题很可能将成为影响双方信任和合作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双方必须不断拓展共同利益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     

析泰国在禁毒执法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机制

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的贩毒网络已发展成有组织的、分工明确、牵连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贩毒模式,因此,凭借一个国家之力要彻底捣毁这类贩毒团伙是非常困难的,必须通过各国通力合作,采用“特殊手段”才能有效摧毁这类贩毒网络。泰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引渡跨国犯罪合作由来以久,目前,泰国的跨国犯罪引渡法正处于修改完善阶段并与其他国家签署了10个引渡跨国犯罪的协议。     

上海合作组织内能源合作的法律基础研究——以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为视角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构建能源合作法律机制,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既包括各成员国关于石油天然气能源的法律,又包括各成员国间双边的能源合作法律协议,还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能源合作法律机制。从国际组织法的角度,以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为视角,对上海合作组织内能源合作的法律基础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成就辉煌的中非互利合作五十年

50多年来的中非关系硕果累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在政治上坚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信;经济上促进互利双赢,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在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上加强交流,谋求各自文明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上,紧密配合,建立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00年启动的“中非合作论坛”,在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一种集体对话机制。而2006年11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既是中非50年友好关系的见证,也预示着中非关系的美好未来。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向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 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展开论述。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离不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出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国际社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还需在联合侦查、情报交流与信息合作、案件文书送达等方面开展司法协助。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移转管辖的司法合作制度,以便于各国之间加强反恐合作,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