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的最新评价

斯大林是 2 0世纪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人物之一。在苏联 ,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到现在 ,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近几年来 ,尤其是在纪念斯大林 50周年之际 ,俄罗斯又掀起了有关斯大林是非功过的热烈讨论。一2 0 0 3年 2月 ,俄罗斯“舆论基金会”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 ,俄罗斯人仍然对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看法不一。在被调查的 1 50 0人中 ,有 36 %的人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 ,2 9%的人持相反意见。32 %的人赞扬斯大林使苏联“井然有序、工业发展 ,成为令人骄傲的伟大国家” ,41 %的人则仍然将斯大林与大迫害和劳改…     

对斯大林模式的再思考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在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学术界围绕改革正进行第三次大争论。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斯大林模式在苏联长期未能根本改变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缘何要坚持"以苏为鉴"、深化改革与走自己的路。本文的重要结论是:斯大林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相背离的,与列宁晚期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轮廓也是不相同的;苏联历次改革的史实表明,在苏联剧变前基本上保持了失去动力机制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即制度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就是说,苏联剧变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中国只要坚持改革,不走苏联的老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定能顺利实现。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有关斯大林问题的一些新研究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位重要而有争议的人物,对于其评价,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最新资料,对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学者对斯大林本人及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新研究和新评价作一综述,从一个侧面加深对斯大林的认识.     

科学地认识斯大林与斯大林模式

在20世纪,斯大林是一个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对他一生的功过也可谓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不过,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持积极评价的人比以前有所增加。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斯大林?这仍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有鉴于此,2005年11月25日,中国俄罗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苏联模式性质的认识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影响人类社会长达半个世纪的苏联模式成为历史。然而,如何定性苏联模式却成为国外学者长期争论、探讨的问题。由于立场和关注点的差异,国外学者对苏联模式的界定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指责苏联模式为一种极权主义,有的学者将苏联模式界定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有的学者则坚称苏联模式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和特征,还有的学者认为苏联模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研究分析国外学者的观点,有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苏联模式的性质。     

对斯大林模式的新反思——《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评介

最近,《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沈宗武著)一书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斯大林模式展开了全面评价,称得上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和政治内涵的著作。斯大林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和发展模式。自1 956年非斯大林化运动以后,关于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及世界东西方政治思想界激烈交锋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1 989年苏东剧变以来,这一话题再度被热炒,斯大林模式及其理念成为西方反共思潮的主要攻击目标;西方左翼在总结1 989年社会主义受挫的教训时,也力图与这一模式划清界限。历史的尘埃…     

试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体制变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摆脱危机、走出困境,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组织体制进行了深刻的调整.社民党通过大力丰富执政资源,实现了社会基础的多元化;通过积极发展青年和妇女党员,实现了党员构成的合理化;通过变革党的组织体制,实现了决策机制的民主化;通过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了组织沟通的信息化,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     

国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

"斯大林模式"(Stalinist Model)亦称苏联模式,通常是指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它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由于这种体制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并根据他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建立起来的,人们就习惯地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斯大林模式"随后扩展到了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决策体制研究的变迁——西方学者的几个视角

对于富有挑战性的中国政治研究,西方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承继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视角。本文从组织政治学、政策过程和政治文化三个视角进行了简要介绍。组织政治视角侧重从机构、组织以及集团等中观组织的角度进行分析;政策过程视角则从决策的宏观层面,尤     

西方学者眼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独特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有效实现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就理论视角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解读从发展视角转向了治理视角。就观察对象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开放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成为了西方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就发展前景而言,在普遍抱有的民主化预期之上,更多西方学者开始预测中国政治将稳步保持现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预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中深化和拓展着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发展的认识。他们还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在现实的方案选择和理论的完善发展方面对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俄学者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人口发展

本文主要介绍了俄罗斯学者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口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及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的分析和解读,这些分析和解读主要依据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等官方文件和统计数据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口发展的实践,对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人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长期保持我国社会人口的均衡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已经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不无启示和裨益。     

对斯大林评价的几点思考

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来确定他所处的历史地位,评价他的功过。从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看,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探索者,是一位社会主义理论最大的误导者,他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但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他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其功不可抹灭。要想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必须进一步从斯大林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俄罗斯社会公众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与“去斯大林化”运动

俄罗斯社会公众对斯大林历史地位的评价意见是分裂的。三次去斯大林化浪潮是加剧社会意识形态分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它助长了俄罗斯社会公众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中国应吸取前车之鉴,加强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把握好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用辩证思维方式评价党的领袖。     

台湾学者对台湾历史的研究

台湾学者对台湾历史的研究陈孔立本文是一份学术动态资料，提供有兴趣研究台湾历史的大陆学者参考。一、总的印象台湾学术界对台湾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学术性的，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内涵，有时还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过去台湾史的研究曾经是一个敏感的领域，人们...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增减变化的评析

犯罪是动态变化的社会现象,其情况特点、动向、趋势均处于不断改变之中。不断调查研究,并科学、准确地分析其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是犯罪研究与实施对策中需要不断进行探索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轨、经济快速繁荣发展,刑事犯罪大起大伏,动荡很大。加之在一个有十亿以上人口、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里,其变化的复杂性、严峻性、独特性是历史上少见的。犯罪是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丑恶现象,为了与之作有效斗争,就需要重视研究我国社会不断出现的复杂多变的犯罪现实材料,这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基础和依据。我国犯罪研究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尤其不能忽视对这一时期犯罪增减独特变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评析的价值。革命导师十分重视以统计着手来分析社会各种现象。列宁     

一致与冲突:斯大林模式与中苏关系的演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形成并确立的斯大林模式 ,既是一种高度集权、政治驱动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又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 ,同时还是一种强调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对抗的外交体制。新中国自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外交政策并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 ,斯大林模式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演进有着主导性影响。文章从斯大林模式角度 ,分析中苏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政治意识形态上、对外———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上的一致与歧异 ,进而如何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模式。这一模式日趋呈现规律性、层次性和全面性,即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学科建设与法制化建设,发挥舆论强势和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促使教育辐射全民。     

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共产党的特征及其垮台的原因

原苏共中央机关资深指导员列昂·奥尼科夫于1996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从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看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垮台的》的著作,论述了斯大林模式的苏共的特征及其垮台的原因。奥尼科夫生于1924年,毕业于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从1952年起在苏共爱沙尼亚共和国党中央机关工作,从1960年至1991年苏共垮台之日为止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