丐中之王：大明“逍遥王”王七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坐稳皇位后，为了巩固皇权，将权杖顺利地传给儿孙，他开始滥杀被他视为“功高震主”的功臣。但，贵为天子的朱元璋却与乞丐王七结为莫逆并“善始善终”。但由于种种原因，     

明代户部选官的地域性限制——以江西、浙江、苏松为例

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权高度集中。朱元璋废除丞相及中书省后,六部分理天下庶务,户部权力远过以往各代,真正成为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最高机构。但朱元璋却颁布了一条诏令,即苏松江浙人不得官户部。以经济因素、社会地域势力、南人北人的关系问题以及为了保持地域间的平衡而在政治体制上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压制等方面为切入点,通过统计户部官员的任职情况,研究户部选官的地域性限制及其原因。     

守好“井底之泉”

《史书》记载,明朝皇帝朱元璋为防止官吏腐败,稳固江山社稷,每当任用一批官员时,总要亲自告诫他们: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朱元璋的这     

“治官”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

正高波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2期撰文指出,领导干部管理制度或者说"治官"制度是我国总体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若"治官"得力,则治国理政有序,党风政风肃然,党群干群和谐。治权是"治官"之本。特别是抽象的公共权力与领导干部、公共职位等     

论资排辈的由来

孙丕扬62岁时，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书。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孙丕扬的职务当时位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除了皇帝，他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劝廉宴”与“忆苦饭”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看到达官贵人在国家遭受天灾、百姓吃糠咽菜时仍然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便毅然利用皇后寿宴之机办起了“劝廉宴”。此宴非常简单,只有“三菜一汤”。朱元璋以菜劝臣:一劝吃萝卜,二劝吃韭菜,三劝吃青菜,四劝喝葱花豆腐汤。据说,这每一劝都有深刻寓意。就说“葱花青,豆腐白”的第四劝吧,其意在说明:为官者只有“一清二白”,才能保证“吾江山不变色”。由朱元璋的“劝廉宴”,想到了“忆苦饭”。这是过去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常用的一种方式。即吃一顿旧社会穷人咽的糠和菜,长征时红军嚼的草根和皮带,“三年自然灾害”时社员吃的…     

朱元璋的对日外交

明朝抗倭的故事，得从太祖朱元璋说起。开国皇帝就是有气派，直接派使者下国书到日本，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     

浅析明代宗藩制度与皇位继承的关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巩固朱姓王室的稳定统治实行了宗藩制度。宗藩制度以宗法制为基础,从而分封藩王并且规定了明代藩王的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特权。明代皇位继承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确立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嗣规则。宗藩制度与皇位继承有着一定的关系,宗藩制度对于皇位继承制给予了补充,但二者却也相互矛盾。在宗藩制度下,强大的诸王为夺取皇位屡屡发动叛乱,对于皇位的继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朱元璋的制度反腐及其教训

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朱元璋力图从制度上预防与惩治贪污腐败。他制定低俸禄与低办公经费制度强迫官员保持节俭的作风,以严酷的法律惩治贪污腐败,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监察系统搜集官员腐败的证据。朱元璋的制度建设虽然对遏制贪污腐败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但即使是在朱元璋时代,贪污行为也屡发不绝。朱元璋过世后,低俸禄与低办公经费成为官员贪腐的正当理由,严酷的反贪法律的执行因为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实际上也逐渐废止了,监察制度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尽管如此,朱元璋的制度反腐仍然为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反腐教育应当常抓不懈,反腐应摆脱依赖个人意志的法律,注意保持官员的适当工资水平。     

朱元璋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有人说过,坐上龙椅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仍然是一个"小农",因为他的历史视界非常狭隘,其治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社会。"小农"出身的朱元璋也常常谈到要藏富于民,不过。他所谓的"富"是指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最低层次的需求,而一旦越过这个层次,则富人就成了他的王朝稳定的威胁,是他不能容忍和必须打击的对象。朱元璋对富人的压制,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强制性移民;二是罗织罪名。明王朝刚建立时,就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他用法律打击大户更是不遗余力。富豪们稍不小心,就会招致横祸。常常是一个得罪,全家遭殃,而一旦罪名成立,则其财物田产都将充公。洪武朝发生了许多大案,其中有许多豪强世家受到牵连。史籍上说:在朱元璋的打击下,三吴地区"豪民巨     

述论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

读书做官历来是中国文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价值抉择。然而,中国历史上明朝初年却出现了"文人多不仕"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有五:明朝官俸太低;朱元璋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部分文人的封建正统观念。     

“依法治国”也需要“以德治官”——兼论用传统德性文化培养官员的“三感”

每个人都存在作恶的倾向,因而需要力量进行制约。约束个人的心性与行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律,一种是他律。"他律"方式即依靠法律制度固然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但"自律"即"以德治官"也能够对预防官员腐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历史来看,其反腐模式并不排斥"以德治官",而且十分注重"以德治官"对于防治官员腐败的特殊意义。在"制度建设"还没有"把一切权力关进笼子"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制度并不能"把一切权力关进笼子"的情况下,"以德治官"仍然不失为"制度反腐"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从中国传统德性文化的特征、功效以及当前中国官场的实际情形来看,"以德治官"应重在用传统德性文化培养广大官员的"敬畏感、意义感、羞耻感"。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胡惟庸:Hold不住的欲望丞相

帝国人事异动 大明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做了三年中书省参知政事的胡惟庸惊讶地发现——帝国人事出现了异动.皇帝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为由将右丞相汪广洋贬为广东行省参政,丞相一职暂时空缺.甚至春天已然过去,夏天也如火如荼地到来之时,朱元璋仍不明下红头文件,指定新的人选来主持中书省的工作.作为参知政事的胡惟庸一边干着中书省的实际工作,一边感慨帝国权力场的情境变得微妙起来.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在制度笼子的设计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制度文化的基础上,以执行为导向,着眼于对权力的全覆盖,确保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行使的各个领域都有明确的规范和足够的制衡力量。在设计出科学、有效的制度笼子的同时,我们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通过增强政务运行的透明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将权利放出笼子,来建立、健全使权力拥有者不能     

动力耦合：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的浙江经验

近年来,浙江省在廉政制度创新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碎片化、运动式的反腐倡廉治理路径,紧扣"清权、确权、亮权、督权"四个关键环节,构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制定严格的考评机制等,探索出一套制度化的廉政制度创新模式。浙江省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贯彻型创新模式、发展型创新模式和竞争型创新模式相契合,也与中央对地方政府廉政建设的要求、本地发展要求、社会环境以及其他内外源动力因素相耦合,为浙江省廉政建设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和完善环保权力监管机制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政风行风建设,提升服务发     

"政教合一"社会结构下的囚徒——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在中国传统社会,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意识形态和察权专制联盟形成"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明朝万历年间,皇权走向绝对化,宋明理学更促使道德和"礼"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已经不再受人们的控制而是处处限制、束缚人们的行为.<万历十五年>生动地刻画了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的几个代表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可以看到"政教合一"社会结构下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对人的合力约束,虽然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或逃避,或顺从.或变革,但都成了"政教合一"社会结构制度下的冈徒.     

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省制研究

我国省制源于元代,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省最初承担组织与监督地方政府职责。明、清及民国政府时期,我国在省下分别设立道、府、州、县等层级政府,省是地方最高层级政府,一般承担"管官"的职责。为避免省级地方官员专权,封建王朝往往把省的权力交由不同机构或者人员行使。明代将省的权力分别交都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行使,清代则实行督抚分寄制,督抚对地方政务主要是宏观决策,具体事务由布政使、按察使及盐法道、粮储道等专职官员负责处理。     

政务大数据在腐败评估预警中的应用

对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信息的观测是判断腐败发生风险及其严重程度的重要方式。传统权力运行制度下,隐秘性信息不对称与敏感性信息不对称构成了腐败评估与风险预防的严重障碍。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尤其是政务大数据的挖掘应用,给腐败行为的全过程控制与预防提供了信息保障和技术支持。腐败评估预警能够通过运用计算机处理手段和信息集成系统,对行政权力运行中产生的各项指标和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与分析。腐败评估预警指标体系可以根据"主观-客观"和"过程-结果"两个纬度分成四个象限,具体包括自我测评类指标、腐败感知类指标、业务开展类指标、案件查处类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