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胜高氏土司与"改土归流"

高氏土司为永胜世守土司,统治永胜时间长达800余年。明“改土设流”和清代“改土归流”以后,高氏势力日渐衰弱,至清朝来年,高氏土司被彻底改流。高氏土司的兴衰和中国土司制度的兴衰密切相关,是中国土司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     

试论土司制度的衰落及其原因

明朝时期在土司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设置流官,以达到全面深入地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局面。改土归流在我国的行政改革和民族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空前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而且加强了各民族的进一步交流,促进了融合。拟就了解土司制度在明清时期的盛衰史,主要分析其衰落的原因。     

明代贵州“改土归流”及其对少数民族地区多重生态建构的影响北大核心

贵州的土司制度脱胎于前代的羁縻制度,至元代渐成雏形,而到明代则日臻完备。随着贵州行省的设立,明朝中央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虽然明代贵州的"改土归流"受主客观因素制约未能进行彻底,但是在客观上引起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多重生态建构,加快了贵州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     

清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北大核心

清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封建知识分子群体,少数民族社会逐渐发生嬗变。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云南经济社会进入长期稳定发展的轨道,持续性的移民群体来到云南边疆及其造成的影响,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善后需要,云南边疆多元民族社会与文化与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元政治结构不相适应,需要建立一元化的文化传播格局等,共同构成了清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中国为何丢失了藏南？

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西藏疏于管理。终清一朝,都没有对西藏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西藏的实际行政权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噶厦控制。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是对西藏不闻不问,     

中国为何丢失了藏南?

<正>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西藏疏于管理。终清一朝,都没有对西藏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西藏的实际行政权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噶厦控制。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是对西藏不闻不问,国     

毛孩于震寰主演《毛孩历险记》

云南边疆的原始森林中,一个与猴子为伍的小毛孩到傣族寺庙里去偷供品时,救起了一个遭到土司毒打后,昏倒在地的流浪汉。但毛孩反被流浪汉设计抓住,并把他当作稀有动物卖给动物店。动物店老板以高价将毛孩转手卖给当地土司,后来毛孩     

近年来国家建设中的边疆政治问题研究综述

现代国家建设就是一个由中心(或内地)不断向边疆渗透整合的过程.现代化和全球化毫无疑问把边疆卷入其中,边疆地方政权对国家制度的融入以及融入过程中的冲突和调适是边疆政治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相关内容的分析和思考,不仅可以为我们研究我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边疆政治问题提供理解思路和相关材料,而且为我国边疆政治学的深化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     

清代苗兵军事征调略述

清朝沿袭继承并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了明朝的土司制度。自然而然,与土司制度密切相关的土兵制度也被继承下来了。清朝和明朝一样,依然把少数民族土司武装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苗兵就属于少数民族土司武装。苗兵的征召和调动在清代历史文献中屡屡可见。清王朝征调苗兵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八旗制度的不断腐朽。除此之外,也和少数民族土司武装能征善战有关。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的形势时,清统治者只得鼓励地方办团练及征调少数民族土司武装。清政府征调苗兵参与的军事活动有"征蛮"、"征贼"及"抵抗外来侵略",苗兵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制衡与牵制: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政治策略——以边疆行政区域的新规划为中心

整合边疆政治,使边疆与内地在近代化背景下进一步融合,是南京国民政府实现民族国家构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分别将甘肃分设宁夏、青海,内蒙地区分设察哈尔、热河、绥远三省,西康亦设省,是民国时期边疆行政区域的重要变革。南京国民政府这一行政区域新规划的实践,与社会舆论切合,客观上消解了边疆地方实力派的压力,起到了制衡与牵制作用,有利于推动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社会控制,提高边疆各省区的行政效率,并通过空间管理的重新布局抵御外国势力的干涉,是国民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体现。但由于国民政府对边疆控制的有限性及谋划不周全,一些边疆地区新的行政区域规划,反而加剧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     

改土归流与当代行政区划改革

行政区划改革属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因其涉及区域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涉及地域文化的包容与整合，涉及区域中长期发展等敏感话题，历来被认为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不妨通过对其与历史上的改土归流举措进行对比分析，或许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元明清时期经济政治因素在傣族土司制度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是傣族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历来都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从傣族这一制度的历史线索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傣族在长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作为有着特殊民族社会生活、文化、历史特点的一员,土司制度是傣族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它有着傣族自己民族的特点.而在另一方面,傣族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和中央王朝的强势政治因素影响,在傣族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进程中有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国强调对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

9月下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沿海省市对口支援内地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科技和文教事业问题。11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规划和地区经济同在北京召开会议,商讨横向经济技术协作,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沿海省市对口支援内地及边疆民族地区的有关政策问题。两次会议透出一个新动向: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及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在采取措施加强沿海省市对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     

高官问责制度构建模式的多维比较——以中国内地和香港为分析案例

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决定了其面临不同的制约与困境,进而形成了不同的问责制度构建模式。选择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为案例,以集中比较分析为理论视角,经由对两地问责制度出台背景与内涵特征的对比研究,挖掘出二者在构建模式上的多维差异并得出结论:从决策程序层面,内地高官问责制度是以危机决策形式发生,而香港高官问责制度则遵循了一般意义上的常规决策程序;从制度构成层面,内地高官问责制是基于单项规则的推进,而香港高官问责制更强调制度体系的整体构建;从改革性质层面,内地选择在行政管理改革框架内推行高官问责制,而香港高官问责制则属于政治体制层面的尝试性改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在制度背景和改革序列意义上,两地问责制度的构建模式并无优劣之分,而只是路径依赖作用下的理性选择。     

中国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内地新近引进的制度,旨在解决内地上市公司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股独大"问题,规范和约束上市公司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独立董事制度在内地实施五年多来,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试从实证分析的视角探讨内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内地新近引进的制度,旨在解决内地上市公司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股独大"问题,规范和约束上市公司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独立董事制度在内地实施五年多来,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试从实证分析的视角探讨内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新一代“走西口”的人们

“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受,……”这首在內蒙古西部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反映了旧社会内地人逃荒“走西口”的悲惨生活。如今,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南北方之间、内地边疆之间又出现了新一代“走西口”的人们。近几年来,他们象候鸟一样春征秋归,为边远落后地区带来了内地的技术、经验、信息,为内地与边疆搭桥疏路,搞活了经济,应该为之唱一首新的赞歌。不久前,记者从北京返回呼和浩特市的途中,有机会与这些新一代“走西口”的人在同一列车里交谈起来。他们之中有搞推销的、收购的,也有搞维修的、建筑的,还有木匠、油裱匠、缝纫师傅等。其中不少人“走西口”已经有三、四年历史     

香港“丁屋政策”与内地农村住房制度之比较

尽管香港与大陆内地分属不同的法系,但受中国传统法律的强大惯性及农村风俗的影响,香港的“丁屋政策”与大陆内地农村住房制度仍有较多共通之处,大陆内地可借鉴香港的“丁屋政策”合理之处完善农村住房制度。     

多元视角下的新疆早期(1884-1949)城市近代化——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考察

新疆的早期城市近代化,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城市发展的动力与阻力都是多重与变迁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俄英）、中央与地方、保守与改革、本地与外来、边疆与内地、多民族、多宗教等等二元更多的是多元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冲突与协调,都囊括在城市近代化这一巨大而又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而,探索边疆城市早期近代化,需要更为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洞察,长远的目光,细微的解析。     

中国内地与澳门公务员制度之比较

我国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了解一下澳门公务员制度的特点和发展,以及回归之后将出现的某些变化,通过内地公务员制度与澳门公务员制度的比较,初步探讨两种公务员制度之间的某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对增进澳门与内地的交流和了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