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远程作证方式探究

远程作证正在对传统司法模式和案件参与人法律行为方式产生新的影响。我国传统民事作证方式不能满足参与的全面性,导致证人出庭率偏低。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视频会议为实现方式的远程作证凭借时间上的及时性、空间上的拓展性、使用的便捷性,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冲突以及司法权威性、安全性的考量等。这就需要通过对网络技术的改进,制定当事人选择为主、法官许可为辅的适用规则,确定在法院、律所、其他地点的远程作证模式来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远程作证方式,以期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尝试能够得到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认可,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广适用。     

作证特免权的价值追问

作证特免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都是过程性价值,是目标性价值的体现.作证特免权的外在价值在于保障和促进证人证言所涉及的特定社会关系及特定利益,其内在价值则在于保障被告人和证人的权利,同时规范证人作证制度.作证特免权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法律价值的层面上实现了价值的动态均衡.     

远程作证的条件及其衡量——基基于澳大利亚司法个案的观察

当下远程作证等电子司法手段的运用缺乏可预测性,恣意性问题逐步凸显。如何构建远程作证规制的观念与方法基础,澳大利亚的实践提供了有效样本。通过其司法个案观察,远程作证条件可理解为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的区分,出庭不便的具体情形与阻却远程作证的因素均为法官衡量的基本内容。在两者之间权衡时,摈弃实用主义立场,坚持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以保证远程作证条件适用的一致性与妥当性。     

冲突与平衡: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研究

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亦莫能外。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刑事诉讼需要实现的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也正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从法的价值冲突与平衡理论为视角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进行分析,有助于这一制度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证人作证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对证人的作证义务规定得过于原则、简单 ,导致司法实践中证人不知如何履行该项义务、拒不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经常出现。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也由于没有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导致在调取证人证言时出现错误甚至违法。本文在剖析我国证人作证现状的基础上 ,也介绍了国外在这方面一些成熟的立法或规定 ,为完善我国相关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侦查人员程序性作证的新阐释

在刑诉法确立的实体性作证制度下，侦查人员并无就侦查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出庭作证的资格与义务。因此，要解决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问题，应首先提出新的作证形态。与实体性作证相对应的作证制度，程序性作证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提供了理论支持并口阐释。侦查人员的程序性作证不仅可以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并口质证权得到切实有效的行使，亦有助于遏制侦查人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刑事诉讼配偶作证资格和作证义务问题研究--以英国及香港地区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热烈讨论的配偶证人拒证权问题上,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在十分热闹的学术争论下所掩盖的将问题简单化,将论证粗放化的倾向,而这将不利于证据立法的完备。证据立法不应满足于仅仅对相关制度和理念做粗放式的勾勒,而应尽可能地予以有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以防止证据立法成为"宣言"和"口号"式。     

建立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研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均有明确规定。在我国建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具有社会基础、法理基础、现实基础,也是改变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现状的现实要求。     

证人作证问题新解

证人作证问题是民事诉讼的基本问题,也是民事诉讼言辞中心主义的关键所在.关于证人拒绝作证其实是个价值衡量的问题,在涉及案件事实与其他价值冲突时是否一味追求真实,如何处理也值得探讨.证人拒绝作证不是因为其本身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其负有对相关人的保密义务(如医生对病人负有保密义务),所以准确地说应该叫证人拒绝作证的义务.     

我国刑法中增设证人拒绝作证罪的法律构想

拒绝作证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有悖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为了弥补漏洞,维护法律权威,保证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我国应在刑法中增设证人拒绝作证罪。     

关于完善作证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司法效率己被作为一项基本理念提出.司法效率的基本含义是指,以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案件的处理,即提高单位时间内的有用工作量,加速诉讼程序的运作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减少案件积压和司法拖延等现象.本人认为之所以造成目前法院案件积压量大,司法效率不高,除了理论界一直探讨的几个主要原因以外,以下二个原因也不容忽视.     

警察作证的障碍分析及对策研究

警察作证问题是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障碍主要有立法上的矛盾、诉讼传统的影响、制度上和诉讼模式上的制约以及警察机关自身的认识等。针对存在的问题,必须完善证据立法,进行诉讼模式改革,重构刑事司法体系以及警察机关进行必要的改革。     

贿赂犯罪中的作证问题研究

贿赂犯罪由于没有直接的被害者,很难从当事者那里获得有关犯罪的证言和其它证据。对此,美国等一些国家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频繁地使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通过不起诉、自首、立功等一系列制度,来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指控中的证据问题。但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够有力,使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相关制度。     

警察作证义务探析

随着庭审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警察作证问题逐渐浮现.近年来,相关文章可谓车载斗量,关注的目光大多直接投向警察出庭作证的制度设计.然而,当前我国民众对包括警察在内的证人出庭作证的认同感普遍不强,法律信念尚未形成.警察作证想要跳过提供书面证言的"作证"阶段.而直接对"出庭作证"予以要求.似乎显得有些激进和盲目.因此可以先就"警察作证"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探讨其实务操作,待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后,再就"出庭"予以相应要求.     

论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权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具有作证义务的人,基于特定身份、特定原因,依法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大多对证人拒绝作证权均有法律规定,只是详略不同,我国应对证人拒绝作证权做出详细的法律规定。     

“亲亲得相首匿”法律价值析

“亲亲得相首匿”是西汉时期确立的刑法适用原则，为后世历代封建法典所继承。这一原则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群体性特征和中华法系礼法结合的伦理化价值，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普遍诉求心理。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吸收这一制度的合理内核，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罪犯的教育改造及防止法律权威的降低，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

我国由于证据立法的滞后 ,故无关于未成年人作证方面的专门规定 ,学界也很少对此涉及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未成年人作证能力和必要性 ,然后基于国内外的比较法考察 ,提出了我国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确认标准和审查程序 ,最后提出笔者的立法建议。     

证人不愿作证的心理分析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证人不愿作证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与其内在因素即证人个体的生理特征以及长期形成的某些心理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外在客观因素对证人是否愿意作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根据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肯定或否定的情绪或情感,并做出相应的回答性反映行动。侦查询问人员只有根据不同证人的心理特点,采取针对性的合法手段,才能使证人提供其所运载的所有犯罪信息。     

冲突与平衡: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研究简

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亦莫能外.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刑事诉讼需要实现的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也正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从法的价值冲突与平衡理论为视角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进行分析,有助于这一制度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