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低价购房受贿案件核心事实的查证思路

核心提示：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低价买房涉及房产开发、市场交易、资金流向、价格测算等多个环节，所以，检察机关在查办国家工作人员低价购房受贿案件过程中，应当重点查实与价格有关的三项核心事实——“实际支付价格”、“市场价格”以及“明显低于”。     

低价买房受贿数额如何认定

基本案情 某区拆迁办主任王某负责辖区一平改项目，在征地、拆迁等方面给予了A房地产公司很多关照。项目完工后．为表示感谢，2007年底A房地产公司经理李某将原均价60万元的房屋，在市场优惠价8％的基础上又针对王某设定最低优惠价70％的价格卖给王某商品房一套，王某收到钥匙后实付房款165600元，     

论受贿数额的认定——以受贿物品系伪劣物品为例

受贿人收受的行贿人物品系伪劣物品，如何认定该受贿数额，司法实践中意见不一。综合主观恶性等因素，到底是依照行贿人实际支付的价款还是伪劣物品本身的实际价值认定受贿数额，文中提出了区别对待的观点。     

受贿案件犯罪主体及涉案金额认定——以孙某某受贿抗诉案为例

[基本案情]被告人孙某某,系XX局XX医院原药剂科主任,正科级。2008年至2010年,孙某某在担任XX局XX医院设备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S省W贸易有限公司徐某给予的现金63000元,收受J市R商贸有限公司张某给予的现金10000元,收受D市D公司张某给予的现金20000元,并在医疗设备采购中为该三人谋取利益。一、本案争议与抗诉情况(一)本案争议该案由L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     

王某某受贿案——接受他人出资安排的旅游并带上自己朋友的受贿行为，受贿数额应如何认定

王某某,中共党员,2003年1月至案发任某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王某某担任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期间,应某市天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请托,在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申报、排污监管等方面为其谋取利益。2006年五一节前,天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某邀请王某某一家3人与金夫妻2人一起赴香港、澳门旅游,费用由金某某支付,王某某接受邀请。后金某某即通过旅游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并按每人3600元的价格全额缴纳了旅游费用共计人民币1．8万元。     

关于受贿罪中职务要件的认定分析——以夏某受贿一案为例

不直接参与发包工程管理但基于个人职务身份收受承包商贿赂款的行为如何处理是司法实践中受贿罪认定中的一个新问题。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不应局限于职务范围本身，还应考虑行为人在管理事务中的实际参与权；区分“利用职务便利”和“利用工作便利”应以利益要件为依据；明确受贿罪的法益保护是的认定职务要件的价值标准。     

认定受贿犯罪的若干难点问题——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受贿案总结

通过对公诉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受贿案的回顾,探讨了新时期认定受贿犯罪的若干难点问题,如怎样认定行为人的受贿故意、如何认定人事任免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如何对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认罪态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及如何认定职务犯罪的自首问题。这对此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受贿扶贫"行为的刑法学分析——再谈文建茂受贿案

受贿罪是一种严重的职务犯罪。它严重的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严重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国家机关的权威。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涌现出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获得贿赂之后,将赃款用于公务开支或者其他公益用途,由此于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出现了"赃款去向决定论"的论调.文建茂受贿案是典型的一起因赃款去向影响行为人最后定罪量刑的案件,在司法实务界和刑法学界都曾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与反响。本文以本案为切入点,对受贿罪的赃款去向问题是否影响定罪量刑的理论问题做初步探讨。     

受贿行为中谋利要件的认定

受贿行为是较为多发常见的违纪违法行为。准确认定受贿行为,离不开对谋利要件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一般受贿行为可分为收受型和索取型。根据《刑法》和《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收受型受贿的谋利要件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型受贿即索贿,其谋利要件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实践中,对收受型受贿谋利要件的理解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     

“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认定——以京城首例认定“以其他交易形式”受贿案为视角

一、基本案情2003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凌某某在担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待遇处副处长期间,利用负责制定归难侨养老保险补助政策并监管政策执行的职务便利,将其个人名下房产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租赁给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华侨农场,并在明知该农场违规改变专项资金用途的情况后不予纠正或上报,其行为涉嫌构成受贿罪。共收取租金94万元,经鉴定,该处房产租金实际市场价格为     

斡旋受贿罪司法认定的理论展开——以陆来富受贿案终审裁定为例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斡旋受贿是受贿行为中的一种,但是,在具体界定斡旋受贿与一般受贿之间界限标准的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界素有“制约关系论”与“制约关系否定论”之争。这一争论对“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理解及对受贿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入手,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透视。     

对“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的解读——从一件受贿案谈起

交易型受贿中的"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在理论上理解不一,在实践中争议也较大。作为一种新型的受贿犯罪,交易型受贿采取表面合法的交易形式进行,具有隐蔽、复杂等特点。但其在本质上仍然具备受贿罪的共同特征即权钱交易。因此在判断"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时,应当围绕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展开,将合法的市场交易行为与交易型受贿区别开来。     

“申思等足坛假球案”中的受贿行为不宜认定为共犯

发生在中国足坛的申思案件揭示了商业贿赂犯罪中介绍贿赂行为的猖獗。对于本案不宜贸然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予以处罚,而应当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明确所谓的共同行为是否是贿赂犯罪的共同行为。同理,对于一些分别拿钱、共同办事型的贿赂犯罪,也不宜一律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行为的认定——重庆市某法院判决刘某受贿案

特定关系人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速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以借为名”新型受贿案件认定

一、基本案情 王某，某国有单位干部，其利用负责审批投资业务的职务便利，在已拥有多处住宅的情况下。以家有急需为名向业务客户谢某“借款”100万元．用于购买高档公寓。在“借款”过程中，王某未向谢某出具借条，未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直至案发，王某一直未予归还此款。王某辩称，其与谢某之间借款属于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关系，并非索贿行为。当检察机关找到谢某调查取证时，谢某也称其与王某之间的借款属于普通的民事借款关系。     

村委主任协助查处非法采矿中受贿行为的认定

[案情]2007年9月以来，某村出现非法开采稀土的情况。、镇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对该村非法开采稀土行为进行查处、取缔。该村委书记兼主任管某协助镇政府的查处、取缔工作。其后．管某与邹某等多人秘密协商，由邹某等人继续非法开采稀土，每年给管某好处费。经查，在2008年6月至2010年2月间，管某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先后6次索取、收受多人的好处费合计445000元人民币，为他们非法开采稀土提供方便。     

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之认定——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垄断案为视角

本文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调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垄断案为例,分析了完善我国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的建议,包括充分运用现行法律中的兜底条款和完善现行立法。其中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垄断案,建议适用《反垄断法》第17条的兜底条款认定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前瞻与能动:破解受贿犯罪客观方面司法认定困境——以C市某中级法院审理的收受型受贿案件为切入点

收受型受贿犯罪,是指请托人主动将贿赂物交付给行为人而行为人予以收受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将收受型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共犯与身份竞合时的罪责认定——以“密切关系人”参与受贿为视角

密切关系人参与受贿时共犯罪责的认定,属于共犯与身份的竞合,在具体认定时应坚持违法共犯论、共犯从属性及正犯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密切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加功的场合,密切关系人应按受贿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加功的场合,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为受贿罪的正犯,密切关系人为受贿罪的共犯,在处罚上按各自的责任要素单独判断;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密切关系人共同实施受贿的场合,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具体认定各主体的责任;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事后认可的场合,属于对法益侵害结果的认可,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认可行为评价为受贿罪缺乏责任基础。     

以交易形式受贿中“度”的把握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意见》),该意见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受贿罪类型作出了界定,解决了许多法律适用问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对于"两高"《意见》规定中的具体内容如何适用,以及是否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值得研究。本期特组织以下几篇文章,就有关"两高"《意见》中的法律适用和有关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