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与法学家思维的不同及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法律人和法学家在思维上存在诸多差异，法律人思维强调“根据法律进行思维”，具有保守性、崇法性、独立性、程序性等特点，法学家思维则强调批判性、前瞻性、求异性、创新性和抽象性。这些不同也使得二者对中国法治产生不同的影响。     

概念与类型法律思维之比较

概念与类型都为法律规范适用对象标准的表达形式，基于两者的不同特性，则有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形式或法律适用方法。以概念表达的对象标准通常为事实构成要件。其强调确定性、安定性，但概念思维即通常所称的逻辑涵摄，在司法裁判中过分注重事实归类或形式正义，而忽视个案正义的价值关照。以类型表达的对象标准，着重树立某种中心价值，其适用范围具有开放性。相应地，类型思维则是一种价值导向性思维，其注重规范与事实的“意义”关联，关照个案正义。对于两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有重大的法学方法论意义。     

迈向法律职业主义的法理学教学与法律思维的培养

近年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在推动着法律职业化的步伐。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法学的目的之一在于培养将来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法律人,而法律要应用于实践必须通过法律思维。法理学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真正的法律人思维,尤其是推定、解释和论证三种法律思维方法。     

法律思维与现代政府管理

法治思维,即法律思维,系指从事法治职业者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人(特别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决策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法律所体现的正义标准,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文章不仅论述了法律思维的特点、与其他思维的关系,而且通过对构成法律思维主要内容的合法性、规则性、平等性、契约性、程序性、分轨性思维的分析,揭示出这些思维方法对提升我国政府现代管理工作的启示。     

公安院校学生法律思维教育之论——以云南警官学院为例

法律思维是指引公安队伍“公正执法、执法为民”,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责任、使命的前提基础。法律思维对于预备警官和人民警察而言,有着与专业技能同等重要的意义。在适应新时代要求,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契机中,充分认识公安院校学生法律思维的重要性,厘清法律思维教育在公安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课程建设、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补齐短板、补强弱项,将新文科建设与公安院校学生法律思维教育相结合,强化对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与养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和综合能力,为新时代公安铁军储备高素质人才。     

从民族思维模式解析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民族思维模式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 ,它对一个民族法律文化的形成会产生重大影响。孕育于不同文明中的不同的民族思维模式促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笔者正是从因果式和阴阳式的思维模式的不同特点入手 ,解析了“发达的法与混沌的礼”、“法律信仰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法学和律学”等中西方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 ,进而引发了关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加强对大学生士兵的法制化管理

一、在管理理念上。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一是崇尚法律权威。随着大学生参军入伍走进军营，我军新时期治军带兵的特点发生了新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挑战的就是部队“权大于法”的管理理念。要实现部队管理法治化应从思维观念上摒弃与新时期治军带兵特点规律不相符合的人治思维。管理者应从自身做起，自觉尊法、尚法，无论作决策，还是抓落实，都应源于法、施于法、     

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对于法律的思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有涵摄模式、类型模式和反省模式三种思维模式。规范法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立法转向司法，与此相适应，必须关注法律人中具有独断性和终局性的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方法实现法律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法官对法律思维的建构。     

邓小平关于法律与制度权威的思想及深远意义

对于法律权威及其重要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有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作为杰出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法律与制度权威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产生了具有深远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影响。一、邓小平关于法律与制度权威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加强法制,克服人治,树立法律与制度的权威。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法制、克服人治、树立…     

法官该怎么思维着

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的内在特征,而其中以法官思维为代表。文章从“应然”的角度作了描述,认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具有独立判断、中立、保守、信仰法律、以人性恶为起点,和促进社会福利六个方面的思维。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