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毫无事实根据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舆论中有一种“怪论”,即“中国威胁论”。前几年,“中国无望论”曾盛行一时,还是那些报刊,把中国讲得一塌糊涂,似乎毫无希望。可是,几乎就在转眼间,中国怎么强大得让人可怕了呢?看来,有必要对这种“怪论”作一番认真分析。一、何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导致军事实力增强,从而对亚洲以及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从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这大概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1992年6月,美国和日     

知识园地

《国防白皮书》告诉我们什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表了《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这是自1998年以来的第四部国防白皮书,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国政府发表国防白皮书有什么意义呢?一是国防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众有参与权和知情权。现在,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国防白皮书了解到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国防动员与国防教育的关系等等,从而强化了社会公众对国防事业的支持度,也有助于群众认识国防现代化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兴衰的关系。二是消除“中国威胁论”,确立我军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国际形象…     

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位次

前几年,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抛出了一个“中国威胁论”,居然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到了足以威胁整个世界安全的地步,不“抑制”、不“防范”不行了,国内也有人大叫:“中国可以‘不’!”似乎21世纪的世界主宰非中国莫属,其洋洋之意溢于眉眼。可时势变得太快,才几年时间,西方一个叫什么西格尔的经济学家又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无关紧要》的书,一些毫无主见的西方政客应声抛出了一种“中国无用论”,俨然把拥有近13亿人口的泱泱中国看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国内一些人也叫这股风吹得垂头丧气,其萎萎之态昭然于面。“中国威胁论”是荒谬的,因为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去威胁什么人;“中国无用论”是错误的,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由人任意宰割、听人随意摆布的中国了,已经成为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角色、在国际     

警惕“独秀论”捧杀中国

刘洪在6月22日的《新华每日电讯》上撰文指出：曾几何时，“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大行其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威胁论”略有平息，“中国独秀论”却又露苗头。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中国是最大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应该承担起“更多重任”甚至“拯救世界”。客观看，中国国力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已今非昔比，外界也已认识到，     

理性解读“中国威胁论”

近代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西方国家在不停地制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寻找各种理由证明中国是对他们的现实或者潜在威胁。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西方来说,是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威胁。在各种“中国威胁论”中,最具冲击力的代表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独创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中美未来可能发生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根源于背后的文明冲突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冲突,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夸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二是早先曾经掀起第一轮“中国威胁论”高潮的“干将”罗斯·门罗伙同理…     

“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

1992年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今天 ,“南方谈话”的思想内容早已脍炙人口 ,深入人心。但邓小平为什么要在当时发表“南方谈话” ?为什么要把谈话的地点选择在南方 ?因此 ,要全面理解“南方谈话”的精神 ,还必须深     

中国要说话,世界在倾听——关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

指鹿为马这样的荒唐事为何会发生?这反映的是话语权问题。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优势,它们不仅把这种优势用于谋取经济利益,而且用于输出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但在国际事务中远未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它们的话语权优势遏制中国的发展,它们时而提出中国崩溃论,时而提出中国威胁论;时而指责中国人权问题,时而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话语权问题?中国如何提升话语权?江涌在《中国要说话,世界在倾听——关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道路』不是挑战西方模式

西方的主流社会正日益担忧，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甚至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西方曾有两大冲突理论，一是“社会制度冲突论”，二是“文明冲突论”。值得警惕的是，西方正在形成第三种冲突理论——“发展模式冲突论”。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社会曾对中国击掌欢迎，认为中国很快会演变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加入他们的阵营。但是，当他们的期待“受挫”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西方国家便掀起一轮接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并进行了以“围堵”和“接触”为代表的两手策略。     

"布什主义"与中国

布什政府2002年9月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媒体称作布什主义。布什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美国对外政策根本目标的变化?还是延续?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本文作了探讨。     

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问

萧冬连老师是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专家,近年在本刊发表的相关文章,不少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以及地方党史刊物转载。而萧老师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专著——《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通过揭示重大事件的经纬,对“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这个问题作了阐释。作者将1978年至1992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既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也是对过渡路径的探索。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凤凰网等媒体作了长篇采访报道,入选《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腾讯华文好书等机构2019年度好书榜,并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优秀原创学术图书奖”。那么,这本书与已有的相关著作有些什么不同?作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史有哪些自己独特的观察?近期,本刊编辑部就这些问题对萧老师进行了采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     

“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

有人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与西方接轨。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却停滞不前。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在《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一文中则提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怎会有中国今日之崛起?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她的崛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中国首次跻身中等收入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10554亿美元,人均860美元,第一次摆脱了“低收入国家”,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的跳升,表明中国发展战略三部曲中的第二步——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已经提前在1997年实现了。 199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排名首次跻身全球10强之列,1992年升至第九,1993年更是将西方七大工业国中的加拿大挤出了前7名的位置,而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以现在的增长速度,今年中国可望超越意大利,跃升全球第6经济国。     

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逐渐流行起来。“中国威胁论”一般是指中国的发展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观点、理论和思潮。宣扬、赞同与附和“中国威胁论”的人可谓形形色色，内容不断翻新，先后出现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其论据概括起来不外乎四个：     

评“人权国家”的“人权标准”——中美人权观的根本对立之一

在人权问题上有没有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如何看待人权标准?人权标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在人权标准的一系列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首先,中国和美国双方都承认有人权标准,但在什么是人权标准问题上就根本不同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出发,来解释和规定人权标准,认为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是人权“最理想的体现”,自我标榜是“人权国家”,并把自己的人权标准推崇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标准”。在有关国际人权会议上,以“人权国家”自居的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代表以人权“法官”自居,不顾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以自己的人权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在他们看来,哪些国家和地区不符合他们的“人权标准”或     

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学习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体会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谈话。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其中之一就是他明确指出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这一重要论断是     

还有多少“文化节”在劳民伤财

转换电视频道的时候,见一县电视台又在广而告之,说它们的政府又要举办一个遍及中国半壁河山的什么文化节。自从《刘邦文化节是什么节》和《嫦娥奔月20000周年纪念》等文章在《人民日报》、《杂文选刊》等报刊发表和转载后,我就以为这类名声不佳的“文化节”已成为过街老鼠,只有人人喊打的份了。然而,正是这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偏偏有人喜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喜欢这类“文化节”呢?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怎样应对“中国粮食威胁论”的(1994-1996年)

1994年,国际上出现了“中国粮食威胁论”.此论认为,中国未来将因出现严重的粮食紧缺而成为世界的一大威胁.面对这种论调带来的严峻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通过学习研讨,并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以摸清农情粮情,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着力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一手抓国际舆论,开展有针对性的宣讲工作,一手抓粮食生产,制定增粮增收的政策措施.通过一系列努力,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能力,击破了“中国粮食威胁论”的谣言,树立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996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反驳“中国粮食威胁论”所作的一系列努力的集中体现,是我国探索粮食问题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应对“中国粮食威胁论”中的举措和方法,对于我们应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国家形象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界定——兼答贺慧玲同志

《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10期“探索与争鸣”专栏,发表了贺慧玲同志的文章《企业究竟有没有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任务?——与董玉麟同志商榷》,读后也想谈点我的认识。贺文讲,“董文在谈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过多的表现时,把企业要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任务,也看做是过多的内容之一”了。其实,在我那篇短文(即贺文中提到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思     

再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问题——答王福选、阮守应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发表王福选、阮守应的《也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形成》一文(下简称“也谈”),对拙文《略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确立》(见《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下简称拙文)提出商榷意见。对此,特予答复如下。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内涵。这是前些年许多研究者都发表过意见的一个问题。拙文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革命首先到哪里和通过什么方式站住脚的问题;第二,党在长时期内以什么为工作重点问题;第三,最后通过什么途径取得全国胜利问题。“也谈”文提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看法,即以农村斗争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认为“只要这些基本内客有了(哪怕是初步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就算是‘基本形成’了”。我认为,这个概括恰恰把“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最重要的指示着中国革命发展轨迹的内容遗漏了。“农村包     

轰动海外的《刘主席语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高举并且诵读《毛主席语录》,同时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着1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模一样的《刘主席语录》,辑录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不过其内容并非都是中国大陆所批判的刘少奇的“机会主义”、“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