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叙事中的人性礼赞——余华的《活着》赏析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余华早期以残酷冷静的叙事风格独树一帜,到了《活着》,余华残酷冷静的叙事风格已不再走极端化的路线,而开始淡化叙事风格的特色,更关注文本本身的意义。通过冷静质朴地叙写一种在无言抗争中活着的方式,《活着》自始至终蕴含着对人性的礼赞,实现了从注重文本表现形式,到注重文本本身意义的突破,《活着》不仅是余华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也是其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不同叙事风格下的“中国小城”——《呼兰河传》与《边城》的叙事策略比较

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抒情小说经典之作的《呼兰河传》与《边城》,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小城",但相同的承载主体、大相径庭的叙事策略却使两部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建树和超越时空的现代意识。     

中国“城市—镇—乡村”人口婚姻推迟研究

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此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从平均初婚年龄、年龄别初婚频率及年龄别曾婚比例三个方面对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婚姻推迟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均存在婚姻推迟现象;城市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比镇和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更严重。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在1990—2010年呈现分化态势,在2010—2020年转变为趋同。镇作为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区域,其人口婚姻推迟变迁趋势更接近乡村人口的婚姻推迟变迁趋势。中国“城市—镇—乡村”的婚姻推迟变化特征是婚龄人口性别结构变化与婚姻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初婚状态的发展变化。     

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探究

"身体"叙事无论是真实的肉体叙事,还是符号化或话语化的叙事,都对文本的叙事和情节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贯穿在文本内部,涵盖主人公身体,心智变化,并延伸到文本的外部,涉及作者的身心状态和读者身心共鸣。旨在分析"身体"叙事对于勾画人物,深化主题,文本建构的作用,同时,使得读者深刻理解"身体"叙事对于揭示人的主体性和多重社会身份的重要性。     

元杂剧“桑园会”里的三美——元杂剧《秋胡戏妻》与乐府诗《陌上桑》比较谈

同源于桑女受辱的母题,汉乐府《陌上桑》和元杂剧《秋胡戏妻》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情节架构,塑造了风采殊异的采桑女形象。对比讨论元杂剧里的"三美",即形象美;语言美;结局美。以此说明元代杂剧对采桑母题的流变,并借此抒发自汉代形成的关于道德层面的精神坚守。     

边缘的再造:女性与婚姻中的性——海外中国女性研究的一种解析

本文在指出海外中国女性研究从女性视角出发构建书写的优点同时，聚焦女性与婚姻中的性——这一具有“门褴”意义的日常实践——从性的社会吸纳、情迷的侧面反映、才女与性的疏离和倒置，以及妒妇、妓女等的边界呈现和女性身体和认同的塑造五个方面，指出女性视角的书写仍是一种“拼贴”不足的边缘再造，就此引出运用“双重视角”、历史与性别对话的必要性。     

农村男青年婚姻移民推动下的“城镇化”问题——基于豫北L县的调查

由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导致农村男青年择偶难,近年来在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出现了男青年"婚姻移民"现象。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农村男青年大量婚姻移民似乎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当地城镇化。但是,这种"城镇化"是一种被动的、激进式的城镇化,对城镇的接纳能力构成了挑战,而且是以贫困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加剧以及农村家庭的代际剥削为代价的,客观上抬高了城镇的房价,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为此,要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县城配套制度与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接纳能力;加强对婚姻移民的扶持和培训,加快其从农民向市民转化;加快乡镇的城镇化步伐,减轻县城人口压力,降低男青年婚姻迁移成本;关注迁出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处理好婚姻移民迁出后的遗留问题。     

“蚂蚁”、“水煮鱼”——徐则臣“京漂”小说的意象叙事

蚂蚁这一意象不仅是徐则臣对京漂生活和情感状态的隐喻,也是作家本身曾有过的漂泊感受后的自身认定,这种身体介入式叙事姿态,为时下的底层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创作经验。水煮鱼系列意象是对北京这座城市的隐喻。它的魅力在于对京漂精神世界的颠覆和期许,但城市物质因素的抵触与干扰不断阻碍着京漂们精神上对都市的皈依,在城与人的叙事张力中,徐则臣笔下的京漂们无一不在城市的边缘无望的游荡。     

“价值共识”与“宏大叙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理论前提”再认识

自后现代性哲学产生以后,作为“理论载体”的“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质疑,而现实生活世界之中,社会的和谐又离不开人们对“宏大叙事”的认同,即达成“价值共识”.从逻辑角度看,“宏大叙事”的合法性是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现实生活世界角度看,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合法性在于,该“宏大叙事”能够体现表征“时代精神”的“价值共识”.无论是从时代发展的视角,还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旨和内容等方面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前提”都堪称具有现时代精神的“价值共识”及“宏大叙事”.     

“85后”女同性恋者异性婚姻压力应对策略探究——对14名女同性恋者的深度访谈

通过对14名"85后"女同性恋者进行深度访谈,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对"85后"女同性恋者面临的异性婚姻压力应对策略进行探究。研究表明,核心家庭中的女同性恋者面对的婚姻压力较大,而离异家庭中的女同性恋者感受到的婚姻压力相对于核心家庭较小;女同性恋者应对婚姻压力的策略随年龄阶段不同而发生改变。各年龄段对应的策略的分别为:23周岁到24周岁主要是忽视;25周岁到26周岁是回避转移和逃离;27周岁到28周岁有出柜、形式婚姻以及异性婚姻等几种形式。     

“Z世代”法治思维塑造的困境与纾解——基于“饭圈”生态的叙事分析

受资本垄断、平台唯流量论、明星失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饭圈”呈现无序性与对抗性特征。以叙事分析的研究范式为切入点,可发现“Z世代”在追星过程中存在权利行使的边界意识模糊、法律规则的敬畏意识欠缺、网络欺凌的风险意识淡漠以及自我保护的权利意识不足等诸多问题。为此,应通过优化顶层设计方案、落实平台监管责任、强化主流价值引领、调适法治教育方式为主流文化与“饭圈文化”搭建对话平台,在提升“Z世代”对法治理念的认同、形成法治思维的同时助力解决“饭圈”乱象。     

三国时期吴国婚姻结构浅析——以《走马楼吴简》所见之“妻”与“寡妇”为例

走马楼三国吴简于1996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其中的户籍简详尽的记载了三国时吴国普通家庭的基本构成,特别是其中对于女性的大量记载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婚姻制度与一些比较特殊的女性的生存方式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资料。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叙事逻辑探析——基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考察

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在前两个历史决议基础上,对整个百年党史的历史主题、行动主体、经验教训、精神谱系等方面进行的全面系统总结。由于一段时间中共党史受到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甚至被一些带有政治偏向的人歪曲、篡改、虚化乃至掏空,难以发挥中共党史在思想引领上应有的功效。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人民立场,将政治论断、历史评价和价值评判渗透其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统摄百年党史,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凸显人民历史行动主体作用,以辩证把握经验教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以伟大建党精神整合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从四个向度揭橥百年党史叙事的内在逻辑,形成一个成系列、成系统的叙事体系,为讲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故事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历史叙事”与政治秩序建构中的“自由”困境——论近代中国“国民性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国民"与奴隶之"部民"是近代中国"国民性"书写中两种迥异的叙事取向。它更是可在一定时间维度内检视国人如何思考"自由"范式的一幅智识图景。为实现"国民性"书写的政治谋划——改变"部民"品性以型塑"新国民","自由"之先定承诺作为审视标准被嵌入到此历史叙事中,连续的历史由此呈现为显著的断裂。然而,此"先定承诺"作为共识极为脆弱。"国民性"书写背后是践履"自由"之"先定承诺"的困境及政治分裂。如此,此历史叙事使革命者和自由知识分子都找到了实现各自政治目标的理论支持和手段。这使他们都可根据自己的"偏好"去建构一种新"国民性"的历史连续性,并无需追问其是否接近历史真实。此类谋划亦恰恰展现了各政治势力是如何在文化政治视野内去把握建构政治秩序的叙事技艺。此技艺与践履"先定承诺"间的张力奠定了此类谋划至今一直就存在的政治紧张。     

“竞赛社会”中的“齿轮人”——资本统治权批判的哲学叙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部分将资本家比喻成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主动轮”,并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因此,资本家的私人消费也就成为对他资本积累的掠夺。这使得资本家必须履行其“主动轮”身份的义务,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不断轮转,并带动作为“从动轮”的劳动者。马克思“主动轮”的比喻揭露了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主体的“齿轮”本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机制下,资本实现了全方位的自由,而主体则被迫陷入自由陷阱,失去自由。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主体空场,即人的主体地位沦陷,全体人成为维持资本机器运转的齿轮。在此意义上,资本权力已然取代了全体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资本权力的控场。     

十二个字的修改何以引起强烈反响——也谈江苏修改“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居”法规条款

一条普通的法规条文修改何以引起巨大反响？“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居”是否会给卖浮选嫖娼活动开了绿灯？政府提出立法修改建议的理念是什么？江苏省法制办主任孙如林继接受媒体专访之后，又亲自执笔撰写此文，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删除此款的背景、理由及折射出的政府理念。     

头发里的政治学——论赛珍珠小说中的“头发”细节

凭借《大地》三部曲等中国题材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其作品中多次描写"头发"这一细节,真实折射了特定时代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从而凸显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她借助文学形象,从信息传播角度,深入探究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主要因素,进而强调了长期开放、交流与观念更新的重要性。     

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国标准”与实践——对“八个能否”的一种解读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国标准,"八个能否"既是对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有力回应;既是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向。它从政治正义的三个层面,即政治竞争的机会公平、政治参与的权利公平以及权力运行的规则公平,反映了现代民主成长的一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实践通过政治正义的三种实现形式——民主、束权和法治以实现"八个能否"的标准。具体而言,是以协商民主扩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式,以完善民主集中制、巡视制度与人大制度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落实法治原则的细节、阐述依法治国与宪法和党的领导的关系推进了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由此,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形成了自洽的、一以贯之的治国方略。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人”——对“公民”概念中国境遇的政治学考察

政治话语的变迁透视着政治文明的转型。中国传统政治中只有臣民、子民的概念。公民概念的引进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开端,而伴随着中国政治的每一次转型,更准确地说是基于每一次政治转型的需要,公民概念都被其它貌似相关而实有极大不同的概念所覆盖或取代。作为对生活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一般性称谓,公民概念的中国境遇集中体现了政治场域中个体社会成员的地位与境遇。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个体社会成员都存在身份的焦虑,对政治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到意识形态身份政治再到法治下的权利身份政治的转变。     

时代中的“新思想”和思想中的“新时代”——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法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就和发展挑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反过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间包含四重互动关系:"思想源于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以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为前提的;"思想解释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自觉;"思想批判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批判;"思想引领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实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社会发展理想目标的"顶层设计"。这四重关系构成了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法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