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共识视角下延迟退休政策探析

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从目前来看已经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而社会民众对此的异议也难以避免。如果要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一种"罗尔斯式"重叠共识:通过对延迟退休政策达成基本的宪法共识,然后就延迟退休政策各个具体层面达成进一步的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

多源流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变迁理论,为我们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视角和分析工具.问题之窗与政治之窗的打开都能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提供机会,但有些住房政策变迁情形也可能是起因于方案可行性程度的提高.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有赖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交汇,即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三者的有机结合.在运用多源流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出一个政策变迁动力模式,这一模式包含五种政策变迁动力因素:问题的变化、方案可行性的增强、政治形势的变化、外部事件的冲击、正面政策效果的积累.这五种因素从不同的方面启示了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     

政策试验中的议题学习机制——以X市“多规合一”改革为例

政策试验既是推动改革的重要策略,也是改进政策安排和提升治理适应性的有效手段。在高度模糊的试验情景下,决策者通过创设议题学习网络,鼓励地方官员、政策专家、利益相关者参与,在持续的互动中,促进了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与应用。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本文提出政策试验的“议题学习-知识生产”分析框架,区分了议题学习的三种模式,即地方官员驱动的规范学习、政策专家驱动的认知学习和利益相关者驱动的社会学习,三种模式分别生产合规性知识、科学性知识和情境性知识。基于X市“多规合一”改革的实证分析,本文识别了议题学习的权威倡导机制、迭代协商机制、双轨驱动机制、议题再建构机制,阐释了其内在逻辑关系。促进政策试验中的议题学习需要区分不同学习模式,了解不同参与者的身份特征,有针对性设计政策措施,形成合作型知识生产模式。     

“多源流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以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过程为例

"多源流框架"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如何?通过跨行政区水污染矛盾比较突出、水污染防治合作具代表性的江浙边界为例,选取1993-2005年间较为典型的13次水污染事件,采用"多源流框架"为理论工具对事件的规律性进行归类梳理,分析江浙两省在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中的政策过程.主要观点是:"多源流框架"在解释江浙边界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的打开,是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共同出现的结果;"政策之窗"未形成,是由于三源流中某一条或两条源流的缺失.同时,该理论在解释我国政策演变过程中,其解释力具有一定局限性:三源流并非彼此独立,各源流的出现存在一定先后顺序.因此,在使用"多源流框架"分析我国政策过程时,必须与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科学地分析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     

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看守人”的作用。金登采取“垃圾桶模式”对政策议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在政策议程设立过程中,当政策之窗开启时,彼此独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汇合,在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之下,一些政策问题被排上了政策议程。在此过程中,模糊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政策之窗的开启极具影响;而“软化”过程也是政策建议受到重视以前所必须的。     

公众网络参与下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研究——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出台为例

互联网的普及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的便捷通道,也影响着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机制。立足于中国公众通过网络参政的现状,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从"免费午餐"的倡导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启动这一过程进行详细分析,在印证多源流理论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具有可适用性的同时,提出了网络式社会自组织方案开创了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是用来解释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一种理论,是对政策议程确立过程较为全面的描述。其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这三种信息流为基础展现了政策过程的全景式图。现阶段由于劳务派遣不规范引起的各种现实问题,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劳务派遣用工问题开启了“政策之窗”,使其提上政策议程。     

食品免检制度终结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终结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已经实现了其目标而不再需要的政策或无效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食品免检制度的终结作政策学意义上的分析,对食品免检制度终结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进行简单梳理,并对政策终结的机会之窗--"三鹿奶粉"事件作深入探讨,从而得出结论:机会之窗和政策终结倡导者是政策得以终结的关键因素.     

公共政策缘何不能有效执行——以食品安全政策为例

制定政策为的是解决问题。这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屡屡成为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应对政策。但时至今日,食品安全问题依然频发。为说明政策执行难,这里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曾经引发国际争端。     

公众参与背景下多源流理论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场域,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刻意的模糊性”,隐含着政策操作的内在逻辑,整个政策过程也被比喻为德尔菲神谕的传递过程。公众参与作为打开“政策黑箱”和破解模糊性的一把钥匙,契合了政策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挖掘,架构出影响公众参与的五个关键要素,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价值取向、参与渠道和政府形象,并采用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个案检验方法,分别考察公众参与要素内输入源流的配适性和不同要素的实质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的五个要素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三股源流的流量、流向和水质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并且构成源流发生变迁的必要条件也有所差别。公众参与要素在源流运行中发挥着要素牵引的功效,牵引着问题源流触发议程设置、使漂浮的意见主张落入“政策原汤”和促使领导重视并开始介入,呈现“问题—压力—回应”到“参与—互识—俱进”的逻辑轨迹。在公众参与背景下,三股源流逐渐趋于耦合,从而打开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促使源流图谱发生变迁。     

公共政策稳定与变动的关系辨析——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作为现代政府输出的主要产品,对社会的有序运行有重大意义。公共政策的稳定可以维护目前的社会稳定状态,但是有可能造成社会缺乏活力,使之处于僵滞状态。政策变动可以为社会注入活力,但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理清公共政策稳定与变动的关系,对社会的繁荣发展有促进作用。文章在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基础上,对政策稳定与变动的关系进行辨析,以求在政策稳定与政策变动间建立一个平衡点。     

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政府内部智囊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和功能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已经崛起。作为政策倡导者,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或部门,而是受到更开放、稳定的公共决策模式的影响。为了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并影响政策的形成,政策研究群体内部以及和其他参与者之间展开了充分互动。这一过程显示,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综合性和互补性优势,适应了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需要,有利于决策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中央决策机制向着科学、民主、有效的方向转化。     

制度供给视阈中的公共政策滞后及其防范——以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政策滞后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供给理论视角并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分析了公共政策滞后的原因:政府的政策创新意愿及供给能力的不足,政策需求主体的潜在政策需求未能转化为有效政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重设引擎机制,激发政府官员政策创新的意愿;完善决策系统与整合机制,提升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力;拓宽政策参与渠道,增强公民政策参与能力,以减少政策滞后现象的发生.     

新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兴起的背景探析——以倡导联盟框架为例

新政策过程理论目前正在迅速传播、检验、修正与拓展,成为近期各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一股热潮.新政策过程理论兴起的实践背景是政治民主实践化和公众参与实质化、经济条件复杂化及政策目标多元化、社会解构化与行动者异质性的扩大化、文化科技功能的强化和知识影响的深入化.理论背景为试图弥补政策学传统争论、政策决定因素、政策行动者假设中存在的诸多争议之间的裂缝.探索兴起背景对理解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研究——以五指山市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在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持续不断地作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懈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基础。五指山市政府扶贫政策的执行顺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双层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扶贫政策执行力,是五指山市早日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非常态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评价比较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为例

在对国家、省级政府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全面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基于顾客导向的政策执行评估模型,围绕受灾群众最需要但不太满意的政策(包括住房、就业、保障等)进行梳理、归纳,设计相关问卷,并通过对千余户受灾家庭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收集数据,研究灾后重建政策的执行情况、各类群体的评价差异.研究表明,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农房修改重建政策落实得较好,城镇住房修复重建政策、就业援助政策落实得较差;受灾程度越大的群体对有关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越差.结合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改善非常态环境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建议.     

试论政策终结的力场分析策略——以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为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何有效地对不适应新体制的旧政策予以终结甚为重要。本文以我国劳教制度的废止为例,以政策终结的力场分析策略为理论框架,分析影响政策终结的推动力和阻碍力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促成政策终结的,试图完善政策终结的理论研究,希望在实践中对制定有效的政策终结策略有一定指导作用。     

治理理论视域下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以不丹为例

在这个寻觅幸福和善治的"后GDP时代",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追求国民幸福为执政目标且真正成功实现的国家——不丹,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衡量发展标准的"不丹模式"对我国的善治政府道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试从治理理论出发,通过不丹幸福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从政府的合法性、责任性、法治、有效性以及社会资本的良好传承等方面对不丹模式进行深入剖析,试寻找出有益于我国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