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治理“于法有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宪制实践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的最高层次机制,是中国进入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发起点和法治发展的主要视窗。中央深改委以"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法治化"为其方法论渊源,通过"审议、审议通过——党、政府、机构、机关发文施行(试点)——授权法律暂停实施——确立正式制度或立法"四个环节,形成了贯穿"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政府、各机构"三个主体的国家权力结构,对新时代中国宪制制度作出了全新实践,塑造了中国国家治理"于法有据"的基本土壤。     

农民环境抗争与政府治理

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从"沉默的大多数"渐渐觉醒,其环境抗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白热化"阶段。然而,农民的自身缺陷与政府治理问题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农民通常选择体制外抗争或体制边缘抗争方式,这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冲突或群体性事件的恶化。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方法将环境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提高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以期达到政府、企业与农民的力量均衡,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强化治理能力,确保政府环境治理的法治导向、民意导向和绩效导向。     

农民赋权:政策历程、效度分析与思路选择

建国六十余年以来,从我国农民赋权体系的发展进程来看,执政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制定系列法规政策来保障农民权益,赋权农民,确保农民成为权利主体、经济主体、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农民的权利逐渐获得了广泛、深入发展。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期,执政党在农民赋权的思路选择上,应当适度减少行政赋权,增强对农民的法治赋权,实现赋权与治权的对接,以推动农民的各项权利协同发展。     

依法治国:中国经济新红利

正推进法治建设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成为国际化高水准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依法治国"顶层设计的基本轮廓已逐步明晰,其内在战略判断和考量充分体现了新的国家治理理念,特别是推进法治建设将带来新一轮经济红利,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成为国际化高水准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由法治提供竞争规     

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引起了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农民群体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由于农民利益制度化表达渠道的不畅,导致农民利益非制度化表达方式非常普遍,影响了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构建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途径为: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完善人民代表的利益表达功能;建立和完善农民的维权组织;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引入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以及健全大众传媒的农民利益表达功能等。     

转型期农民维权的行为逻辑——基于政治心态的检审

当前,农民仍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利益结构的高度分化和利益矛盾的日益激化致使农民维权行为成为一种频繁的社会现象,并呈现出诉求内容的经济性与政治性交织、行为方式的多元性与递进性交融、组织手段的离散性与聚集性共存三大趋势。然而,农民维权形式的选择与农民社会政治心态的变化休戚相关,很大程度上政治心态的情势决定着农民维权行为的性质和方向。转型时期农民呈现出政治认知失衡化、政治情感持续化以及政治态度臣民化等多元政治心态,规制着农民维权的行为选择。因此,必须深入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筑权益维护的制度平台,建立心态管理体系,以之调适农民政治社会心态,促使农民维权行为规范有序运行。     

维权与维稳:何以错位如何归位

作为富有时代特征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维权与维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变迁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讲,维权与维稳之间应是一致的关系,都反映着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但二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又呈现出难以协调甚至相互反向发展的一面,突出表现为"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基于"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的发生逻辑,需要在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提高公众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矫正政绩化维稳观、强化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缓解维权需求与权利保障、公众参与需求与参与制度供给、政绩化维稳与现代性稳定观、"好"中央与"坏"地方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公众维权"与"政府维稳"之间一致关系的回归。     

社区法治专员: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理性认知与制度创新——以上海市杨浦区“社区法治专员”制度设想为样本

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指社区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培养和法治方式的运用。自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我国社区治理的法治能力、法治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台了诸多关于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开创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居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普遍提升。但是,社区法治建设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缺陷,如现有法律服务机制与现实法律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社区法律体系与社区法治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为了克服社区法治建设中的问题,适应社区法治化建设的新趋势,杨浦区率先进行了"社区法治专员"的制度探索,为我国社区法治化建设在立法、普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路径探索方面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地利分配秩序中的农民维权及政府回应研究——以珠三角地区征地农民上访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珠三角地区因征地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的农民集体维权事件处于高发态势。尽管不少征地案件存在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但支撑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是他们对地权增值的再分配主张。在维权过程中,农民以宗族为动员基础,以重新分配地利为主要目标,并采取了“挟”“闹”“诉”和“谋”等行动策略。地方政府则采用了“开口子”“给票子”“定调子”和“补漏子”等回应性治理策略。农民和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原本属于利益博弈的问题,但是农民通过维权方式将利益博弈问题转化为民生问题和权利话语。村庄微观政治通过信访渠道进入宏观政治领域。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     

论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治理文化

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协商沟通机制,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全面构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落实工会维权观 坚持“五个相统一”

"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维权理论,对于指导新时期、新阶段的工会维权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在共建共享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20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基于20个全国首批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梳理了新时期乡村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界面优势、路径特征等。新时期健全以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至少具备了五大优势:动力优势、制度优势、物质优势、文化优势和后发优势。研究建议新时期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要充分发挥国家自上而下制度保障的重要性;以试点地区的经验作为参照,但切莫"一刀切",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积极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充分发挥"互联网+治理"的技术优势。     

立场与策略:当今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

多年来,以自由主义思潮为代表的西方法治话语渗透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甚至一度成为衡量我国法治建设成败得失的重要依据。然而,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并不是唯一的法治话语知识,更不是普世性的价值判断标准,相反,其理论预设和实践效用都展示了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我国法学理论体系逻辑自洽的内在规定,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客观要求。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思想为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立足当今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法"就是礼法合流,"术"就是人民民主,"势"就是党的领导,三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它是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当代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

法治伦理是从法治本质出发,由法治化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形态,即中西治理文化的结合、时代和传统融合、民族性和全球性统一。法治伦理的形态蕴含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特质,即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和德教。当代中国法治伦理蕴含的四个特质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构筑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灵魂,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同时也是法治实践的行动方向、法治实践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始终踏踏实实地坚持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及德教的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以此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运动式治理走向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伴随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我国社会治理问题凸现。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依宪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精神的契机,摒弃长期出现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运动性治理,将运动性思维转变到制度性思维上来,确立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规范性和保障性作用,最终实现法治政府。     

行政法视域下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模式的比较与抉择

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建立法治国家、构建法治型政府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模式,已成为摆在眼前的关键性问题,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和基本遵循。在行政法的视域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点就在于"治理公权力",使行政执法行为更具规范性和服务性。为此,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就必然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对比与抉择模式。本文就此问题做出了探讨,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抉择策略。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场域发生着重要变化:从表象而言,出现乡村的边缘化、荒芜、空心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为此,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将新时期的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当前以及今后应在文化与制度建设两个维度下大力气,长期坚持,使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成为可承继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