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鉴定的规范化

司法鉴定是司法活动中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司法活动已经进入了科学证据时代之后,随着各种物证在诉讼活动中的运用越来越多,鉴定结论在审判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要。由于物证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一般都要通过科学鉴定来明确其证明价值,所以人们又把其称为“科学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物证以及相关之鉴定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司法证明活动科学化发展的趋势。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达马斯卡曾指出:“站在20世纪末思考证据法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探讨正在演进的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问题。伴随着过去50年惊人的科学技术进步,新的事实确认方式已经开始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司法领域)挑战传统的事实认定法。越来越多对诉讼程序非常重要的事实现在只能通过高科技手段查明。随着人类感官察觉的事实与用来发掘感官所不能及的世界的辅助工具所揭示的真相之间鸿沟的扩大,人类感官在事实认定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下降。”科学鉴定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     

尸体检验活动在刑事案件诉讼中的法律定位问题的探讨

法治是我们国家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执法规范化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随着执法理念的转变，执法规范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无罪判决的案例越来越多，充分体现了“疑罪从无”的立法理念。但是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我们发现原有的司法实践与新的法律法规会出现一些矛盾，使司法活动变得复杂混乱，迫切需要合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仅就尸检报告中是否应该列明尸体上提取的有关物证这件小事提出一个法律问题：“尸体检验活动”属于现场勘验还是检验鉴定？对此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神证·人证·物证——试论司法证明方法的进化

在人类司法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证明方法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转化:第一次是从以神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化;第二次是从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在物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化。与此相应,司法证明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神誓和神判为证明的主要形式;第二个阶段以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为证明的主要方法;第三个阶段以物证或科学证据为证明的主要手段。诚然,物证往往要与专家的鉴定结论或是以人的言词形式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但是专家的陈述与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所以笔者没有把鉴定结论归入人证的…     

完善司法鉴定制度是科学证据时代的呼唤

司法鉴定是现代司法证明活动中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现代司法鉴定是司法证明方法进步的结果和体现.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司法证明方法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以物证及其相关的鉴定结论等证据构成的"科学证据",应该成为司法证明最主要的手段.物证虽然是客观实在的,但其自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需要人们的认识.司法鉴定是人们认识物证的途径.司法鉴定水平的提高可以帮助发现更多潜在的证据.科学技术是司法鉴定的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进司法鉴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应与审判体制改革相适应.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应与证据法律制度相协调,既要赋予法官对鉴定结论的自由裁量权,又要对司法鉴定制度进行规范.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应以提供"科学证据"为出发点,需要鉴定人出庭、技术方法标准化和建立行业协会等措施.     

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司法对策

自2005年修正后的《公司法》正式确立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逐年上升,但由于立法在语言上的模糊性及概括性,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重点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公司司法解散事由认定困难;二是缺乏有效的替代性救济手段。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及域外立法的先进经验,针对上述两方面的困境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论专家证人的过错责任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司法证明方式也随之从人证时代步入物证时代。物证在司法证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对证据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各个领域的专家证人不断走进法庭在司法证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专家证人故意提供虚假的专家证据误导法庭，是否应该承担伪证罪？专家在庭审前撰写的专家报告，如果为当事人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或在庭审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是否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文将以判例分析为基础，详细探讨这些问题的演变、背后的原则及适用的现状，并在比较两大法系专家证人责任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鉴定人应承担的过错责任作了反思和评价。     

论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

本文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及与持不同观点者的辨析上,进行科学总结,并对此标准在运用中的利与弊进行剖析。着重从刑事证据本质特征及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等方面,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展开了深入论证。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有所裨益。     

刑事程序中的诱惑侦查研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并广泛运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常运用诱惑侦查的手段来破获案件,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相关的规定,使诱惑侦查的适用缺乏规范。鉴于此,应在研究诱惑侦查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条件、程序、证明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从而全面构建我国诱惑侦查程序。     

论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及与持不同观点者的辨析上,进行科学总结,并对此标准在运用中的利与弊进行剖析.着重从刑事证据本质特征及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等方面,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展开深入论证,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有所裨益.     

物证技术与物证保全

"证据是案件之王"。物证因其自身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物证的本质属性。随着物证技术的发展进步,物证在现代的审判活动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本文主要从物证概念及其属性、物证的特征和分类入手,着重阐述了物证技术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及物证保全的功能、方法,以及在物证保全过程中应遵循的规则和应注意的问题。通过对物证相关知识的介绍,使我们对物证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以期为我们的理论学习及公安实践起到实际意义的指导作用。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探讨和重构

刑事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对于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均有着重大意义.从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状和不足出发,结合国情,阐述我国设立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的依据,并结合司法实务,构建一种"主辅结合"式的刑事证明标准,以期有益于立法和司法.     

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问题的几点思考

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是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本文探讨了当前世界各国在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准据法问题上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现状,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制度的重构提出了理性设想。     

浅议物证技术在检察办案中的地位和作用

物证技术是对案件中可能成为物证的物质、物品、文书和痕迹进行发现、识别、记录、提取和鉴定的各种科学技术的原理、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包括物证摄影技术、痕迹检验技术、笔迹检验技术、文书检验技术、司法化学检验技术、司法物理学检验技术和司法生物学检验技术等主要技术手段。它是为刑事诉讼活动、民事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活动服务的综合性的技术手段,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办案不可缺少的手段。     

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思考

缓刑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亟待完善之处。立法上,缓刑适用条件和监管机关的设定存在制度缺陷;司法实践中,对缓刑犯的考察及监管方式较为单一,难以适应现实的需求。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外成功经验和中国司法实践,提出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建议。     

刑事证据一分为三论

本文运用一分为三理论分析与探讨刑事证据理论问题.具体指出现行证据学教科书中采用不当二分法的实例,在刑事证据分类问题中,指出在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之间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结论等中介性证据;在刑事证据种类问题中,指出在物证与人证之间存在着大量虚拟证据;在刑事证明问题中,指出刑事证明不仅是认识活动与司法实践活动,还应当是一项权力制约活动.本文具体分析了现行证据理论采用不当二分法的原因,除了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已成固定模式外,在互相对立的关系中滥用排中律是主要原因.本文还运用一分为三理论为中国刑事证据立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理论和实用的几个问题

一、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理论及司法实践中研究的重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一规定表明,刑事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两个基本属性。法定的刑事诉讼证据有6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在司法实践中,重点研究的是运用广泛的物证、书证和鉴定结论。物证是指能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和痕迹。它是以物品的外部特征和物质属性来证明案情的,如尸体、凶器、毛发、精斑、血痕等。大部分物证通过鉴定,可以与特定物或特定的人身进行同一认定,其证明力较大。     

以立法巩固和深化司法鉴定改革成果

司法鉴定立法须找准司法鉴定行业发展的“难点、痛点”,并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寻找问题的突破口。推进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进程面临瓶颈,一定程度上制约统一司法鉴定管理的边界、权责、手段和效果,立法滞后是其中主要的制约性因素。促进和推进司法鉴定统一立法要抓住“统一”这个关键词,制定统一规范司法鉴定事业和行业发展、契合统一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决策逻辑的专门性法律。在统一立法中要先厘清界定、科学分配司法鉴定管理职权,特别是解决好司法鉴定“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三大问题。可考虑统一按照鉴定对象的属性来划分鉴定大类,整合划分法医类、物证类、会计评估类三大鉴定类型,授权司法行政部门适时动态调整并发布司法鉴定执业分类目录及项目。     

思考在证据“拿来”之后——威格摩尔证明表格的逻辑化倾向及启示

人们普遍承认在由证据法学向证明法学转向过程中，威格摩尔是一位具有宏阔战略眼光的人物，但对反映其司法证明科学理论的著作《建立在逻辑学、心理学和一般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司法证明原则》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主要与当时普遍重视证据规则立法、相对轻视司法证明内在结构与原则的研究不无关系。现在英美国家的证据规则立法已充分发达，而影响证据立法的体制与主要因素已有所变化，重新认识其司法证明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论倾向会对预测证据法晕的发展趋蛰与我国的证据立法实践有重要现实意义。     

公诉案件立案标准新探

疑案不立、立案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案阶段的两大问题。究其原因 ,除立法上的不足及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不当外 ,主要是由于通说所采用的立案标准不科学。我国刑事立案阶段不宜继续沿用“有犯罪事实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 ,而宜采用“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标准。     

论贪污罪的司法及立法的完善

贪污罪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还存在不少疑难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本文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简析贪污罪的司法与立法精神的不协调,并就完善贪污罪的司法及立法问题,提出一些探讨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