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若干问题

行刑社会化作为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倍受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在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理念也被接受并成为一项重要的行刑原则。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犯罪学界、尤其是监狱法学界对此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但与国外的理论及实践比较起来,我国仍显得非常薄弱,很有必要加大研究的力度。     

监狱行刑社会化比较研究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认为，以保卫社会为首要任务，以罪犯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在分类关押的基础上，实行教育、矫正和累进处遇制度，同时坚持三种行刑方式，即从封闭式行刑到开放式行刑，缩小监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距，邀请社会力量参与监狱行刑，并做好出狱人保护工作，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二是当今俄罗斯的监狱行刑社会化状况。研究认为，俄罗斯与前苏联相比，在关于刑罚目的的规定上，取消了代表着行刑社会化目标的“再教育被判刑人”内容，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在关于剥夺自由刑行刑制度的规定上，行刑社会化精神明显，且种类多样，功能齐全，值得研究学习三是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向。本文在从行刑理念、行刑制度和行刑方式三个方面对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状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又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向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国外行刑社会化及我国行刑社会化之完善

刑罚执行社会化是在刑罚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 ,使罪犯易于复归社会。西方国家在行刑社会化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西方国家行刑社会化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我国在行刑社会化上已有了一定的成就 ,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建设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及量裁情节设定的应用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发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制定裁量基准的行政法现象。这一行政法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各级行政机关在努力依法行政,中国的行政法治理在向纵深发展。但我国关于裁量基准的行政执法实践,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在制定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设定中不可回避的若干问题,提出对建设行政执法行政裁量基准和量裁情节设定应用的建议。     

价值判断:理论与实际的平衡——论WTO法的国内适用问题

WTO规则体系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领域最有效、最明确的法律制度，给全体成员带来了深刻的制度性影响。但是，其具体实施仍主要依赖于各成员方的国内执行，即，国内适用问题才是WTO制度的重心所在。然而，WTO法在其成员方国内的执行和实施面临的却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正如王铁崖先生说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①。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关于国际法渊源的规定，可知，WTO条约群作为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其效力主要体现在：在国际法层面上，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     

行刑社会化的合法性探析

本文认为行刑社会化降低了行刑的社会隔离度,值得探讨。但从"合法性"理论的角度分析,现有行刑制度仍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而行刑社会化的合法性只是一种未来合法性,能否实现还具有变数,我国仍须进行更多的试点探索以积累经验。     

我国监企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从刑罚执行的角度

监狱行刑是我国刑罚执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效果好坏直接决定着刑罚目的能否实现。罪犯劳动是我国监狱企业运行的主要载体,也是与监管、教育并列的行刑方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监狱企业近年来面临一些困境,也影响到了监狱行刑。通过对罪犯劳动基本理论及在监狱行刑中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对我国监企制度的改进路径。     

国际投资条约的复杂化与多元化——晚近国际投资条约发展趋势之辨及我国应对策略

不少学者认为,晚近国际投资条约的发展趋势是规则更加精细和复杂,以在投资保护与东道国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平衡或再平衡。然而对中国及其他国家投资条约的考察表明,复杂化尚未成为国际投资条约的整体发展趋势。多元化才是对国际投资条约现状的全面和准确界定,它也会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在多元化视角下,我国投资条约实践应努力保持一贯性,以加强我国在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同时应明确和妥善处理相关投资条约之间的关系。     

分权的视角：美国法上自动执行条约与非自动执行条约区分标准初探

一 导言 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我国采取的是逐一立法的方式.^[3]国外法律制度的引介，对于一国法律制度的借鉴和完善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实上，许多外国法上的制度诸如沉默权、辩诉交易等都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地讨论。     

国际法上的“附属岛屿”与钓鱼岛问题

"附属物永随主物"早己确立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基于领土条约中涉及的"附属岛屿"条款的解释与岛礁主权归属存在密切关系,不当的解释会严重损害当事国的领土主权,在国际司法、仲裁和国家实践中,确立了地理、政治、历史和有效控制等判断基准,但是,在适用中过于专注条约文本表达的精确性及相关嗣后实践和实际控制,而忽视了条约解释采取的基本方法及法律效果。中日钓鱼岛争端也涉及《马关条约》第2条规定的"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条款,以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的解释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行政管辖的标准来看,钓鱼岛都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且为日本于1895年先行秘密窃占,然后利用《马关条约》涵盖条款,采取隐含的方式从中国割让所得。为使在今后的政治谈判中能够做到有理有据或防范司法诉讼,我国应加强对相关条约的解释规则的研究,并进一步收集相关历史文献、地图和管辖依据,同时强化对钓鱼岛主权的宣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