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院长臂管辖权在Internet案件中的扩张

网络空间全球化、虚拟化、非中心化等特点动摇了传统管辖权的基础．使法院对Internet案件的司法管辖面临挑战,而美国法院已出现将长臂管辖理论适用于Internet 案件的倾向。本文通过对美国法院长臂管辖权理论及其Internet案件司法实践的考察,指出美国法院把长臂管辖权扩张至Internet案件是一种有害的司法实践。     

网络案件中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权

在分析研究了美国法院将传统长臂管辖权理论运用于网络案件的有关实践后 ,作者指出 :尽管网络案件有其特殊之处 ,对传统的管辖权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但不应夸大其对传统管辖权的冲击 ,传统的管辖权规则仍可适用于网络案件 ;就网络案件管辖权模式而言 ,强调物理联系因素的欧洲模式难堪重任 ,而强调被告是否与法院地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联系 ,根据企业所使用的语言、货币、法律选择、拒绝交易声明以及实施特定交易等 ,考察被告的活动是否针对法院地 ,是否与法院地形成了某种“有意利用”关系的美国模式更符合管辖权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网络数据长臂管辖权——从"最低限度联系"标准到"全球共管"模式

长臂管辖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管辖权,其与网络数据的结合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数据只是进一步确定"最低限度联系"存在的连接点之一,其独立价值并未被重视.这一状况自2018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生效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的部分专门性数据立法参考保护管辖原则的意涵,极端扩张了国内立法的域外适用,并通过设立具有司法职能的监督机构,为司法管辖权的单方域外行使提供了替代路径.这一架构摒弃了"最低限度联系"标准的使用,转而以"全球共管"模式来指导管辖规则的设计,赋予本国法院"对起诉时与管辖区域有联系的非居民被告的管辖权",具备了长臂管辖的外观要件.这一长臂管辖权扩张的新模式对于我们而言既是挑战亦是机遇.挑战在于:单方司法管辖权的域外扩张会导致国家间管辖权冲突与争诉的常态化,无疑将对各国司法主权造成极大的冲击;机遇在于:不同于"最低限度联系"标准,全新司法管辖规则的适用具有"保护管辖"的意涵,其与网络主权并非天然地对立.辩证地研究美欧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能为构建网络数据长臂管辖权的中国模式提供有益的参考与经验.     

美国公法域外适用的司法路径

公法域外适用历来是美国扩张内国法秩序适用范围,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在美国法语境下,公法域外适用隶属立法管辖,与长臂管辖虽有关联但并无隶属关系,深受单边主义冲突法理论的影响,与公法域内适用的界限日益模糊。司法路径曾在扩张美国公法域外适用范围以及协调内外国公法适用冲突两方面皆扮演关键角色,却也饱受争议。反域外适用推定复兴后,司法能动性显著下降。美国立法机关在界定公法域外适用范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司法的作用。协调内外国规制权力冲突不应也不能排除司法利益衡量机制,应划定司法裁量的内外边界,并恰当处理司法对行政的遵从关系。当下,我国正在加速推进公法域外适用机制的构建,应重视司法路径的培育和保障。     

论香港法院对域外刑事管辖权的行使

城外刑事管辖权乃是城外管辖权的一种,它专指一国或地区(指具有独立司法权的地区)法律所规定的超越其地域界限的刑事司法权力.传统国际法上,刑事管辖权仅限于领土范围内部;而随着法律发展与现实需要,四种超越领土的刑事管辖原则应运而生.纵然长期以来,对于域外刑事管辖权的争议不断,但其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将此话题放入香港特区这一大背景下,更有其紧迫的意义.     

立法管辖权对冲突法的影响

源自国家主权的立法管辖权,从国际法典纲要开始便进入国际法的视野。对于立法管辖权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立法抑或理论都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其与司法管辖权存在明显的区别。如何解决立法管辖权的冲突,成为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理论分野。排他的立法管辖权,意味着司法上的多边主义;并存的立法管辖权则意味着司法上的单边主义。     

法律域外适用体系建设中的管辖权：演化规则与关联结构

国家管辖规则及其结构安排是法律域外适用体系建设的核心之一。域外管辖的传统法理基础来自国家对领土的有效管辖,并在实践中派生出领土延伸和域外投射两种类型。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对人、事物、行为和场所的管辖均具有了衍生特征。与其从领土的角度考察域外管辖权,不如以“联系”为焦点探索国家管辖规则。国家管辖权的合理配置面临大国过度管辖与小国“搭便车”等难题,对此可在认可多元主义管辖权必然存续的背景下,探索将国家与管辖对象之间“联系”的紧密和重要程度作为评价管辖权行使正当性的方法,同时发挥跨国企业的主动选择能动性,强化各国维护国际公共秩序的责任。在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中,“真实联系”与“合法利益”应是行使域外管辖权考量的核心要素。     

从判例中研究“美国网络管辖权”问题

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人类在获得信息和资源大大便捷的同时,与网络有关的案件出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网络的传播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导致了网络侵权案件更是层出不穷,严重冲击了传统的管辖制度,各国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不得不及时的对自己国家的管辖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美国作为网络产业发展最快、最发达的国家,关于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权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对于各国的网络管辖权都具有现实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美国在网络管辖权方面的判例来研究美国的网络管辖权制度,并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中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法体例研究

二战后，国际民事管辖权在立法体例上逐渐形成一元论体例与二元论体例双足鼎立的局面。一元论体例主张通过援引国内地域管辖权规则来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其法理依据在于类推适用（准用）。但基于一元论体例的形式主义特点，为确保国际民事管辖权实质正义之实现，需要为其配备校正机制。鉴于一元论体例拥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其完全可以成为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立法体例的未来选项。我国未来如继续采用一元论体例，则必须重视该体例的校正机制配置工作。     

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

本文把社会公众对于司法个案处置的主流性、主导性意见表述为公众判意。公众判意不仅体现了公众对司法个案处置的评价与期待,更蕴含着公众复杂的社会愿望和社会诉求。表达判意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实施对司法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正确认识公众判意的特性及形成的社会条件,揭示公众判意的合理性与偏失,赋予公众判意以恰当的地位,是我国推进法治,尤其是深化司法改革的一项有益实践。     

犯罪化范围的法理分析与展开

在犯罪化的合法性范围问题上,出现理论争议主要是由于对刑法所设立的禁止性义务来源的认识不同,其争论焦点在于刑法是否或应在多大程度上强制推行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道德。法律道德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在理论的实际应用上因其不确定性而往往难以统摄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效益评价理论会因其伦理根基的不足而无法对自身理论进行有效的修正。实际上,犯罪化的范围是由刑法的价值本位决定的,应是界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的一种动态定位,因而犯罪化的合法性范围的实然确定是立法者在协调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基础上,依据某一阶段刑事政策的需要而对越轨行为做出的动态反应。     

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程序性制裁所针对的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并以宣告诉讼行为无效为其基本制裁方式。这种“程序违法直接导致实体结论无效”的制裁方式,可以维护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实施,使得程序正义价值得到现实的保障,促使法院不成为警察、检察官和下级法官违反法律程序的“帮凶”和“共犯”,并对其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在举行司法审查的前提下,作出违法和无效之宣告。当然,作为一种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程序性制裁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尽管如此,程序性制裁对于维护诉讼程序的实施仍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黄静名誉权案之程序问题探究

本文以权利和程序为切入点,通过对黄静诉华硕名誉侵权这一热点案件进行了法理分析本案是在华硕及黄静的行为均不构成权利滥用的情况下,由于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之间的权利边界不明确而引发的权利冲突,在此基础上着重对解决本案的程序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非婚同居立法的法理探析

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社会关系出发,我国非婚同居立法应植根于社会生活,遵循一定的法理,积极、有效、稳妥的推进。笔者认为,从法理上厘清并确立非婚同居立法的原则和调整范围是推进这一工程之首要。     

司法审判的法哲学分析

司法判决是制度、事实、个人活动的合因之果,判决形成的思维工具包括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判决以确定性为特征,而法官形成判决过程中的判断却具有综合性。     

集资诈骗罪的法理分析

对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客体,主体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     

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法理探析

“排污权”是社会个体的环境权益,排污许可权是环境公益集中代表,排污许可权由环保机关行使,其所有权属于人民。“排污权”及其与排污许可权之间必然有矛盾、冲突,排污许可证制度则是这些冲突相妥协的结果,也成为进一步协调这些冲突的工具。     

行政备案的法理界说

行政备案在法规范层面呈现出多重含义,学界对备案也有众多不同解读。结合行政实际,从行政法学意义上看,行政备案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将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具体事务的相关材料向行政机关报送,行政机关对报送材料收集、整理、存档备查的一种程序性事实行为和行政法律制度。     

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

通过对证据法中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历史的和辨证的分析，作者认为：关于诉讼证明要求，近几年兴起的“法律真实说”并不是完善的学说，而传统的“客观真实说”只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加以修正，就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关于证据调查的方式，当前的任务不是仅仅从口头上强调当事人举证，限制法官查证，而是正确地划分当事人举证与法官查证各自的范围，并完善相应的保障和约束机制；关于司法证明方式，全盘接受自由心证制度或法定证据制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理性的选择，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两大法系证据规则的特点，在证据制度的不同方面，分别借鉴两种模式中的有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