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案件变化趋势分析

检察机关自改革开放后开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历经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办案数量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职务犯罪侦查数量受到国家反腐政策、反腐资源供给、反腐体制变革等因素影响。检察侦查工作案件应继续坚持办案规范化的基本导向,避免以单纯办案数字衡量反腐成效,继续加强执法办案规范化,根据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和转变检察职能。     

重组检察内部侦查权的设想

我国检察机关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设机构,普遍有反贪污贿赂局及渎职侵权(含新设反渎职侵权局)、民事行政、监所检察四个部门;另有重庆地区、江苏省南通市、北京市通州区、深圳市盐田区等部分检察机关,设立的一种特殊模式侦查架构——"职务犯罪侦查局"。故检察机关共有五个内设机构,肩负侦查职务犯罪同一职能,这似乎有职能重叠之嫌。若然,侦查权归属就无完全统一。因此,如何设置合理的侦查架构来重组检察内部侦查权,便是本文着重研讨的议题。     

检察权配置的重点和方向——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为视角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职务犯罪侦查权一直是法学家和检察实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在缺陷,从本质上影响和制约了侦查效能的充分发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是新时期开展职务犯罪工作的当务之急。     

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侦查权的配置是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立案管辖的划分,关系到侦查机关的权限和分工,配置得好坏关系到刑法能否正确、全面的贯彻和实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方面存在问题,应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划归统一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机关应将所拥有侦查权也划归一个部门统一行使,达到有利于整合侦查资源,有利于提高侦查水平,体现职务犯罪侦查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司法体制改革中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构想(下)

二、强化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外部监督,赋予检察机关履行侦查职能所必要的侦查手段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质上是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法律监督。特别是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不仅表现为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监督,同时是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保障。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政体制下,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具有独立宪法地位,决定了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不仅从检察机关的职能性质上讲是适宜     

检察侦查权发展的中国路径：历史回顾与展望

伴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检察侦查权作为一项体现检察机关的质的规定性权力在各个时期也不断进行调整与变化。新监察体制给检察机关侦查权带来了新变革,检察机关保留部分侦查权将是未来巩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突破口与增长点。为此,本文围绕检察侦查权与法律监督的关系,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维度回顾了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形成发展过程,以期审视人民检察侦查权发展的当代问题。     

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问题探析

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十分薄弱,与职务犯罪治理法治化要求不相适应。应当从完善检察机关相对于纪检监察办案的法律优先权、检察机关查处与职务犯罪相牵连的普通犯罪的机动侦查权、事后性职能管辖权冲突中检察机关的侦查管辖优先权以及特定情况下检察机关因侦查需要而应享有的"对私优先权"等方面入手,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制度。     

我国侦查主体与侦查权的合理设置与配置

我国现行侦查主体设置与侦查权配置的二元化模式不符合国际"侦查主体一元化"的潮流,因此后者必然成为我国在此方面改革的借鉴。"检警一体化"的侦查模式由于其存在特定缺陷也难以与我国历史情况与现实国情契合,因此按"警察一体化"的侦查模式重新调整我国现有的检警关系成为我国对此改革的方向。独立、垂直的职务犯罪侦查局的设置可以将剥离出来的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和纪委对党员干部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权或称之为"准侦查权"合并吸纳,有利于对职务犯罪的实际预防、控制和惩处。     

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新境域——《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评介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事关反腐败大局,多年以来为全社会所关注。而如何合理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张兆松教授所著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洋洋近50万字,紧密结合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实践,分别从侦查权的归属、初查权、侦查管辖权、强制措施权、特别侦查权和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途径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权能,也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其侦查权的改进与完善问题一直是法学实务界与理论界争论的焦点.现有的侦查体制框架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大桎梏,亟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如何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运行模式,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点课题,本文拟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现实形态与弊端入手,分析.论证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权需要改进与完善的主要问题.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从商标权财产化角度论商标专用权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 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