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社会力量对监狱行刑矫正的参与

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监狱行刑符合行刑社会化思想;符合人性发展的需求;有利于监狱行刑效能的发挥。我国在社会力量参与监狱行刑方面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主要有:监狱、社会与罪犯三者关系的发展滞后于时代进步;对犯罪被害人的忽视,表明了行刑结构的失衡,影响了行刑效益实现;监狱行刑的信息意识不够强,在利用外界信息促进监狱行刑方面做得不够。应加强监狱与社会的联系,建立一种有力高效机制,形成行刑的"合力",促进行刑机能的增强。应健全行刑社会参与机制。包括:建立地方刑罚执行协调委员会,完善"罪犯就业保障体系",建立监狱行刑与社区矫正的良性互动机制,建立行刑社会参与评价机制,增强信息意识,加强文化建设。     

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社会力量专论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代背景下,作为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工作,必须重视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特别是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中的独特作用。社区矫正工作能否顺利实施及实施成效如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本文对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等几类主要社会力量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加强和改善社区矫正社会队伍建设的可行性建议,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和决策参考价值,值得广大社区矫正工作者一读。     

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探析——以济南C司法所为例

社区矫正是一种利用社会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通过对济南某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证调查发现,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问题:司法所执法权缺失与自身资源匮乏;社会参与力量发育不成熟;监管手段陈旧,效率不高,教育矫正工作力度不足等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应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创新矫正模式,完善矫正功能。     

健全人大主导立法体制机制研究

人大主导立法,也就是人大作为立法主体,对立法选项、立法过程、立法结果具有完全的实际的决定权.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规则.但在长期立法实践中,人大主导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落实.完善人大主导的立法体制机制,必须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完善立项机制、起草机制、调研机制、审议机制、表决机制,深化代表参与立法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健全专家参与立法机制.同时要加强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能力建设,加强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和立法队伍建设.     

论以社会动员机制应对突发性事件

预防和解决各类突发事件,政府的力量往往是有限的,还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把潜在的资源转化为现实有效的新生力量。社会动员机制的完善,是公共突发事件处理是否及时、有效的重要因素;社会动员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各种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进一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无疑是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     

彼得原理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启示

由于我国公务员选拔制度不完善及公务员个人心态问题等原因造成彼得现象在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中广泛存在。彼得原理给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启示在于完善我国公务员选拔机制及公务员应该给个人一个正确的定位,另外应该建立新的宽带薪酬体系。     

香港水警警务运作模式对水上公安工作的启示

已有160年发展历史的香港水警无论在工作机制、警员培训、资源整合、科技意识以及预案制定上均突显出其紧密联系实战需要的工作思路。深入了解和探讨香港水警警务运作模式的特点,有利于完善和加强全国各地水警队伍水上公安工作。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之一。本文论述了社会力量的含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重要性、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若干原则和有效机制的主要特点,在结合中外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观点。     

推进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

我国政府信用体系建设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为此,要继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不断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树立廉洁从政信用形象;强化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完善奖惩制度;加快政府信用方面的立法工作,规范政府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整合信用资源,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府信用建设的载体,以充分发挥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引导和表率作用。     

社会力量参与普法机制的基本构成、问题检视及完善路径

<正>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要“形成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普法活动的实践格局”。2021年发布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八五”普法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开展公益普法”。这表明,新时代我们越来越重视社会力量在普法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普法格局由过去以政府为主逐渐转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普法的共治模式。如何构建社会力量参与普法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普法活动的效能,推进构建大普法工作格局,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