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高校网络反恐的现状与对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喜好选择的隐性平台,网络恐怖主义愈渐成为反恐斗争领域的焦点问题.而高校作为优秀青年相对集中的场所,历来都是恐怖主义积极渗透的对象,也易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因此,高校应坚决防范网络恐怖主义,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这一复杂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深...     

无根的“商业秘密权”——从制定法看“商业秘密权”的虚妄

考察美、德、法三个主要国家有关立法及TRIPs协议中相应内容,发现各种立法文件中未规定所谓"商业秘密权",甚至没有在商业秘密的定义中使用任何与"权利"有关的措辞,只有我国在表述商业秘密的概念时,直接使用了"权利人"的概念,从而引发众多学者对"商业秘密权"这样一个既无比较法渊源又无理论依据的概念的推论。这种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法东渐过程中一些研究者不成熟或不慎重的误译所致,应予纠正。     

全面反恐公约视野下“恐怖主义”的概念及其发展

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问题,国际社会在对全面反恐公约草案的讨论审议中有过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目前,关于该问题的争议实际上只剩下一个难题,即国家行为和民族解放运动应不应当被排除在恐怖主义犯罪概念之外.从恐怖主义犯罪实际情况看,不乏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支持、资助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甚至直接参与、实施恐怖活动的情况.总之,不论行为者是谁,在任何情况下针对平民的攻击都应视为恐怖主义罪行.     

社会权视阈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如何有效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是落实数字人权并达致数字正义的重要步骤。当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法律保障并未从公民基本权利出发来选择妥适路径,这成为制约权益保障实效的“元问题”。须由社会权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理据有三：社会权对弱者的救济、社会权的数字化拓展以及“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与社会权的契合。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依照社会权的任务为权益保障设置阶段目标,既维持数字化生活的“最低水准”,实现数字红利分配正义,以及从个体救助转向普惠福利;另一方面,发挥社会权的功能以为权益保障提供路径指引,既在防御权、客观价值秩序和受益权指引下,构造国家的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     

刑罚权与行刑权运行机制的重塑

学界定刑罚权涵义以及架构刑罚权有助于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行刑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刑罚权能,是"观实的"刑罚权。我国的行刑权分属监狱、公安和法院行使。由于刑罚权与行刑权的有效运作受制于刑事法体系,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诸多因素,刑罚及行刑效益受到制约.我们应当从全局及整体高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建立行刑权的法律规则,统一调整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     

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运行机制研究

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广泛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将"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纳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之中,将其作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导致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面临诸多障碍。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如何恰当行使、适用范围如何确定以及如何界定调取证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从源头上厘清该项权力的性质,建立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以此促进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力的规范运行。     

我国反恐刑法立法的“预防性”面向检视

恐怖活动犯罪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社会的变迁进一步加剧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影响,总体上使得恐怖活动犯罪的防控态势愈加严峻。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反恐刑法体系呈现出"预防性"的特征和趋势,形成了典型的预防性反恐罪名群。预防性反恐罪名群虽然契合了当前的反恐政策需要,但在适用上存在潜在风险。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发挥司法的理性和智慧,准确甄别"预防性"面向的潜在风险,使反恐罪名体系在兼顾自身逻辑自洽的同时,与整个刑法体系保持协调、统一。因此,在罪名体系的判断中,要准确、充分且避免重复评价,理顺罪名间的关系;在行刑定量配置中,要克服界限模糊不清的弊病,出台统一的入罪标准;在各罪形态把握中,要慎重分析行为形态,不能忽略未完成形态而一概以既遂处理;在罪名主观判断中,要注意恐怖主义等核心概念的确定性与相对性,注重对犯罪故意、犯罪目的的判断和证明,既不能客观归罪,也要避免主观归罪,真正区分好恐怖主义与其裹挟的正当的宗教教义,从思想根源上切断其为祸之源。     

全球反恐背景下的奥运安保模式研究

本文以9．11事件后举办的奥运会安保为研究对象，从指挥体系与职责分工、安保人员结构，情报保障、国际合作等四个方面对近十年来的奥运会安保模式进行分析，总结国内外奥运安保工作经验、教训，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型体育赛事安保模式。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思考

我国新近的反恐刑事立法明显呈现出预防性特征,它体现的是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政治宽容度的降低和刑法对秩序和安全价值保护的强化,在当下的我国,其不失为国家的理性选择。但刑法必须维护法律基本价值在反恐领域的有序而合理的组合关系。国家要警惕幽暗而缺乏宽容的刑事政策借反恐之名进一步扩张,敌人刑法的观念是一种危险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国未来反恐国家战略与刑事政策现代化之路,在刑法领域,有赖于合理平衡安全价值与公民自由的关系;在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方面,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刑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合作。     

“三网融合”下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国务院最新政策的指导下,"三网融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与此同时,"三网融合"后将出现的著作权问题也扑面而来,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原本处在不同网络环境下的两个权利,因为网络的融合而变得十分的尴尬.本文通过分析<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路传播权"已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对"广播权"与"信息网路传播权"进行探讨,提出了重构这两个权利的方法与思路.     

“三网融合”下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国务院最新政策的指导下，“三网融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与此同时，“三网融合”后将出现的著作权问题也扑面而来，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树’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原本处在不同网络环境下的两个权利，因为网络的融合而变得十分的尴尬。本文通过分析《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馆息网路传播权”已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对“广播权”与“信息网路传播权”进行探讨，提出了重构这两个权利的方法与思路。     

论社会保障权的保障——一种作为“客观法”的思路

社会保障权在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其区别于传统宪法基本权利之处在于其实现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公民基于社会保障权会产生宏观上较高而微观上有所差别的预期,而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无法全然实现公民的这种权利预期。于此,产生了社会保障权救济方式与保护程度的特殊性。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理论是德国宪法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对基本权利与其实证化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建构力,本文拟从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理论,尤其是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功能为视角,来审视社会保障权的保障问题。     

公安视角下无人机参与反恐问题研究

"9·11"之后,恐怖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蔓延,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无人机作为一种隐蔽性强、成本低、伤亡少且精度高的作战武器,自伊拉克战争之后便被大量应用于反恐怖战场.近年来,随着反恐斗争的常态化和无人机技术的发展,我国公安机关加强了同科技企业的合作,大量引进警用无人机应用于恐怖主义风险防控、紧急救援等任务...     

论我国刑法与反恐法的衔接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在反恐法的制定与刑法的修正中,应当重视两法的衔接问题.刑法与反恐法的衔接内容有:立法模式的衔接、立法空间的衔接、法意的衔接、法语的衔接、管辖的衔接、罪名体系的衔接等.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加强两法的立法空间界定,解决目的差异带来的衔接错位问题,追求立法用语明确性与统一性,完善刑法的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制度,完善刑法中的恐怖主义犯罪罪名体系.     

英国反恐立法的新发展

英国自20世纪初期就存在反恐立法的雏形,后于20世纪70年代制定了专门的反恐法。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反恐立法,极大地改善了反恐怖斗争的法律环境。然而,随着恐怖主义态势的变化,英国反恐立法也面临着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的抉择。     

检察自侦权内部运行机制现状及改进研究

检察自侦权内部运行机制是检察自侦权运行机制的核心，是国家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一环，不仅具有“小宪法”之称的新《刑事诉讼法》赋予其新内容，党的十八大也将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因此完善检察自侦权内部运行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对检察自侦权内部运行机制的现状及不足进行简要梳理，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结合实践提出改进路径。     

不可忽视的“编曲权”和“编曲者权”

“编曲”,即根据已有的音乐作品局部为素材,重新进行编配的作曲工作.对于具有独创性表达效果的编曲作品,应当承认其为原有音乐作品的演绎作品;或者至少应当给予编曲者邻接权即“编曲者权”,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论德国侵权法中的“框架权”

正"框架权"是德国侵权法中一类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有诸多与传统权利迥异的特征。该概念在德国学者中也存在争议,梅迪库斯(Medicus)评论道:"菲肯切尔提出的、现在已经普遍采用的‘框架权’称谓也是合适的(但也有持疑义者,见拉伦茨-卡纳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