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益的二元构造论

个人信息权益存在绝对权与相对权两个不同的面向。在个人信息被处理之前，个人就其个人信息享有的法律地位具有对世性，尽管该法律地位没有被制定法规定为主观权利，但是其法律效力等同于绝对权。在个人信息被处理之后，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属于相对权。尽管个人信息相对权由法律事先规定，但是仍然赋予个人私法自治的空间，个人有权与处理者另行约定其他相对权。澄清个人信息权益的二元构造，有助于分别建构个人信息权益的救济机制。个人信息绝对权应当受到侵权损害赔偿和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与消除危险等绝对权请求权的保护。个人信息相对权要求处理者提供积极给付，在处理者拒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或者迟延履行时可以类推适用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     

人格权确认与构造的法律依据

抽象的人格整体以及承载人格的若干具体要素,如生命、身体、健康、姓名、隐私、肖像等,因其伦理价值而应受法律保护,成为法秩序的组成部分,被称之为法益。对人格法益应以侵权责任法加以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人格权,须满足权利客体确定、权能明确的要求。人格权作为支配权、绝对权,只能对身体、姓名、肖像、声音、个人信息资料等人格要素加以支配利用,或者可许可他人使用。由此,人格权便可能具有财产权的属性,也因而获得可继承性。在这一理念下,具体人格权仅有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声音权和个人信息资料权。其他受保护的人格法益没有成为主观权利的素质。所谓一般人格权也仅是对无限多样的人格法益的概括性保护,并不是一项主观权利。很多新类型人格权均难以成立。既然具体人格权类型很少,且各类人格法益已经获得侵权责任法的保护,故在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法不宜独立成编。     

信息时代隐私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信息社会中人类生活的信息化、个人信息商品化、个人信息公用化、网络人格虚拟化等特征为隐私权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并对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挑战。信息社会的隐私权具备了不同于传统隐私权的特点：涉及范围扩充、积极权能增强、权利相对化等，因此，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也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手段，以应对信息社会中隐私权保护所面临的隐私侵权问题严重、行为规范与伦理道德缺失等挑战。保护信息时代隐私权，既需要完善立法、建构隐私权保护的综合体系，同时还需要民众教育、技术开发、行业自律等环节的互相配合。     

数字权利体系再造：迈向隐私、信息与数据的差序格局

作为计算法学的秩序概念，隐私、信息与数据具有体系构造与规范适用的双重意义。然而，三者在当下的权利话语中处于混乱无序的状况，由此引发了法律规制难题。为此，必须在严格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本身的基础上，先对隐私、信息、数据在权利客体面向进行有序呈现，再在三者之上构造个人权利体系的差序格局。具体而言，隐私、信息、与数据分别处于事实层、描述/内容层和符号层，三者之上分别成立以消极防御为内容且保护相对严格的隐私权、兼具消极防御的保护与积极利用的信息人格权和数据所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属于人格权，位阶上高于作为财产权的个人数据所有权。这种数字时代个人权利的差序格局不仅可以为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能够完善和充实计算法学的基本范畴并推动其科学化进程。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     

绝对权、绝对义务及其相对化 民事权利与法益保护的单一框架

法益保护不足与司法过度扩张同时存在。概念结构分析表明法益之本质即权利,如此,民事权利与法益是平等保护还是区分保护的问题便不再存在。即便在旧有概念下,民事权利和法益各自内部的区分保护是绝对的,平等保护是相对的。与绝对权保护以客体为核心相应,真正的法益(新法益概念)是以行为为核心的绝对义务规范所保护的,权利主体和客体暂不明确、但实际存在的权利的总体。在新的“权利—法益”概念下,传统理论中对权利义务的混沌认识可澄清为“绝对权—绝对义务”框架,其他情形是二者的混合或相对化。这一理论框架使得对民事权利和法益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分析具有平等的起点,使得权利义务法定的边界和实现途径更加清晰,从而解决前述问题,亦彰显公法与私法之关系及以私权为本的理念。     

谈谈技术成果权

判断有关技术成果权的约定是否延及专利申请权,其大前提在于理清技术成果权的概念。笔者认为:技术成果权作为我国知识产权的一种,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既有财产权的某些特征,又具有人身权的某些特征。其权利内容不仅包括权利人的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处分权。如申请专利、申请奖励或采取保密措施以自我保护等。 我国民法通则将知识产权作为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人身权相关联的一类民事权利,专门加以规定,足以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不同。这类权利的客体不是物,也不是行为,而     

论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制度重构——以法律系统论为视角

隐私权是以隐私作为客体的民事权利,即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我国现行法律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存在明显缺陷。法律系统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构建隐私权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

通过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可以消除信息利用的"丛林法则"和"公地悲剧",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增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管治,在为信息主体提供更加周延的法律保障的同时,促进信息的利用和融合,实现信息之为信息的本质.我国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框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细化了个人信息权的主体、客体、效力、行使条件、救济手段,从而形成了以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获取权、异议更正权、拒绝权、删除权等为权能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成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个人信息权的体系化解释——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公法属性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它采取了将个人信息权作为新兴公法权利的思路,确立了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和《民法典》一起形成了公私法共同协力的进路。《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权利束的方式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可携带权和信息权利救济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从立法依据、权利体系、条文设计和规制措施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公法属性,这也可以从基本权利的双重面向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得到理论上的证成。这部法律是数字时代公法秩序的基石,它对公法边界的形塑仍需通过其实施来确立。     

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

学术自由在当代遭遇的困窘,可部分归因于学术自由权概念的含混不清。把握法律上的学术自由权概念,需要结合学术实践运用规范分析阐述这一概念的规范内涵,并借助权利分析理论,确证为实在法所保护的具体权利,解决现实学术生活中发生的具体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权乃是一项普遍性权利,而非专属于特定职业主体的职业权利。     

论作为排他权与支配权的知识产权——从与物权比较的视角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物权的客体是有体物。物权和知识产权皆具有积极效力和排他效力两个方面,在本文中,前者被称为支配权,后者被称为排他权。物权和知识产权的积极效力和排他效力存在着显著区别,主要表现在:物权首先是对某一有体物全面的支配权,然后才是排他权;而知识产权则首先应被视为排他权,然后才是对某一智力成果的支配权;知识产权作为支配权具有有限性,但该有限支配却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后果。     

论作为发展权主体的个人

作为最初以集体人权形式出现的发展权,其主体是否包括个人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问题,是研究发展权应当解决的问题。发展权既是一项集体人权,也是一项个人人权。个人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其权利实现受到其阶层、性别、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三权分置”下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塑造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目标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此,须对土地经营权进行物权塑造。其途径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通过合同与登记创设"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物权法定意义上仍然是一种"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可将该权利设定抵押或作其他法律处分。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应将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负担在登记簿中加以记载,并颁发不动产权属证书。     

作为政治修辞的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乃是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观念而非实然的法定权利,它是针对君权神授论而提出的一种政治学说。在天赋人权说看来,政治共同体是由人民签订契约而形成的,因而国家和君主的统治权源于人民的出让而非上帝的授予。人民签订契约,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目的是使政治共同体能够保护其原本具有的自由与平等。捍卫人之自由平等、使人成其为人,乃是天赋人权说的核心内涵。作为反对君权神授、主张社会契约和捍卫自由平等的政治修辞,天赋人权说并未过时,它依然是一种推进人权事业的思想源泉。     

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经济制度性质

在宪法中设置所有权条款是各国宪法典具有的共性，但在中国宪法典中，所有权条款不是规定在基本权利的部分，而是安置在「总纲」之中。对於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然不能与国外宪法中作为人权条款的所有权规范进行简单的类比，而应从国家对经济制度建构的意义上，将其与所有制这一经济制度的核心联系就起来进行解读，方能真正把握我国宪法在此问题规定...     

土地经营权信托设立的理论构建——以“三权分置”为背景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土地信托以土地经营权为信托财产,以《信托法》为设立准则。《信托法》对信托的涵义、性质、财产归属界定不清引致我国信托设立制度存在诸多不妥,应对《信托法》第二条、第八条作出修正,重新明确信托是兼具物权性质和债权性质的法律关系。基于此,土地经营权信托设立由信托合同、土地经营权设立登记、信托登记三部分构成。土地经营权信托合同和土地经营权设立登记同时有效成立时信托关系成立,土地经营权信托登记完成时信托生效。     

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

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同时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两重含义。客观规范即客观价值秩序,表示基本权是一种规范或者价值,各国家机关在履行职权时须遵守和贯彻即为基本权的保障义务。这一概念还与基本权第三者效力、法益平衡及制度性保障等密切关联。这种概念上的差异反衬出我国宪法基本权在理论上重规范轻权利,在实务上重保障轻救济的倾向,且保障也有很大不足与缺失。并且,客观价值秩序中的“价值”一词也提供了一种如何用“去哲学化”的法学方法去思考“价值”的法律含义的契机。     

论作为物权取得法律事实的加工--《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相关内容之评析

加工是就他人所有或部分归他人所有的动产加以制作或改造,使其经济机能得到增加或发生根本性改变、并且价值得到提高,从而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加工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采取加工主义;区分善意加工和恶意加工,并不能绝对否认恶意加工人取得加工物所有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