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府建设的行政法治途径及其政治生态支撑

责任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目标。建设责任政府必须纳入行政法治的框架,通过完善明确政府责任的法律和制度,建立政府内外的控制机制,使政府成为真正为人民而存在的政府。同时,必须注重与责任政府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责任行政、法治行政文化等政府生态环境的建设。     

官员问责制与建设责任政府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建构责任政府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2004年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因此,他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这就为中国政府的自身建设和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指明了方向。一、建设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诉求和行政改革的目标指向。首先,建设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民主政府不仅要求政府是有限政府、高…     

质疑“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定政府转型目标的实现。政府权力法定,政府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我国近年行政学界流行的“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论,从法理、管理、哲理等角度看值得商榷。加大改革我国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促使政府政治化权力转为法治化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责任心。     

责任政府制度与中国责任政府建设

责任政府既是一种价值,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其建立和落实不仅需要政府作为整体对议会和选民负责,还需要政府对公务人员行政行为负责,从而使公务人员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负责。当代责任政府的实践已经突破传统责任政府模式。现代责任政府理论强调责任政府的核心特征应该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宪法制裁是责任政府的最高境界。我国坚持民主政治,必然选择责任政府模式。构建宪法制度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中国责任政府建设：基本评估与发展趋势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责任控制，加快形成多元复合的政府问责制度。为此，要明确划分行政责任，推行行政问责制度，着手完善政治问责机制，健全政府问责的机制与程序。     

建设责任政府需要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效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责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对建立政府责任体系的几点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建立政府责任体系是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其中，建立政府责任体系最关键的是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同时，要建立政府责任体系的相关保障措施。     

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专题研究班作重要讲话 加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着力抓好四环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5日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讲话时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要加快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有关行政伦理责任理念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行政管理需要发展行政伦理责任的理念。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是正在变动的社会以及行政管理过程的需要。目前需要发展这样一些行政伦理责任理念:存在于中西方思想中共有的理念——正义、平等、参与与自治;为西方思想家所特别强调的理念——民主、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批判性思维;为中国思想家所突出强调的理念——稳定与和谐。要在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实现这些行政伦理责任理念,这不仅需要在法律体系中的渗透,而且需要来自于行政管理内部对于雇员行政伦理责任的监督、以及对行政管理者和公民实施行政伦理责任的教育。     

试论城市贫困中的政府责任

构建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国政府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方向,标志着公共行政的价值正朝着平等、自由、社会正义的趋向转变。本文在归纳责任政府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做了简单的综述,拟从城市贫困的视角去分析政府责任的缺失与实现问题。     

对我国责任政府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

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应然价值取向。然而,当前我国政府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责任政府体系的构建。通过培育责任行政文化、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和加快培育公民社会等措施,可以更新政府执政理念,实现问责制度化,夯实责任政府构建的社会基础,最终达到完善我国责任政府体系的目的。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三个代表”思想在治国理政上的重要体现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依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是“三个代表”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客观反映和重要体现。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途径是我党的一项长期任务。     

关于构建"四小"场所治安长效管理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四小”行业发展迅速,场所内经常发生黄、赌、毒等违法犯罪现象,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公安机关的多次集中专项整治,往往只能收一时之效。目前,公安机关对娱乐服务场所的行政审批权已被取消,“四小”场所治安管理工作将面临更大挑战,构建“四小”场所治安长效管理机制更加任重而道远。需要发挥政府综合管理的职能优势,有关职能部门之间要明确职责,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协调联动机制。     

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者虽有矛盾,但在法律领域则意味着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程度的融合,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俨然存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交替作用下形成的"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正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巨大阻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最佳选择是运用"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是融合异种文化后的创新,为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社会契约论》中的“政府责任”思想探析

政府责任是人类社会政治法律思想和社会制度发展史上间接民主阶段的历史产物,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是＂主权在民＂原则的自然要求。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卢梭,在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中零散地表达着＂政府责任＂的思想,探讨了政府的行为责任以及监督约束政府的一些措施。     

乡村集体企业的兴衰及“改制”的社会学剖析

乡村集体企业既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面对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城市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大量外资的引入、私营个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买方市场的普遍确立,都直接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乡村集体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乡村集体企业从整体上的"改制"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退出。不能将"超级村庄"作为乡村发展的高级阶段来理解,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入世:公共行政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公共行政文化是在既有的政治文化水平影响和制约下,行政权力使用者和行政权力相对人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围绕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和价值所形成的大体一致、相对固化的习惯意识和取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以江泽民为首的这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三次革命”的开始。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中国的政治与行政将必定从中受益。仅就行政文化发展而言,WTO的精神和原则大概至少会有利于我国政府和公民强化与公共行政现代化相关的四种意识:其一是具有真正价值理性的法规意识。其二是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契合、公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意识。其三是合作与共赢意识。其四是诚信与践诺意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为本质,以面向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     

"和而不同"与当前的中美关系

"和而不同"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外交战略思维。胡锦涛同志关于国际关系的纲领性论述,同样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当前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摩擦,应立足化解,增信释疑,坦示不同,信守原则;对于美国领导人的"赞扬"和拉拢,应坚持"和而不从",绝不"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