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缺席:新闻法治化进程的历史与现实

主要依靠政策而不是法律来管理运行,是长期以来我国新闻管理工作的显著特点,这种具有极强灵活性的管理方式造成了新闻事业的现实困境。实现新闻法治化是尊重新闻自由与新闻管理工作的良好契合点。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基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化的时代强音,成为反映全国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针,也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内容,它的进化与发展是为社会上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同样法治国家的建立也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我认为对我国法治化进程影响最大的是法治观念与法制意识的现代化、国家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问题。它们也是中国法治化构建的重点和难点,因此,也可以说,它们是中国法治化的最现实的基础。本文拟就这几方面做一探讨,以提示目前法治化路径选择上的困难和问题。     

现代性：中国法治化的生成支点

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境遇与多种压力下进行的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后现代思潮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种理论。后现代理论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有其特定的生成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最缺乏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而且应当警觉中国前现代法律化与西方后现代法学思潮的畸形杂交对中国法治化的消极影响。现代性应当是中国法治化必须记取的基本前提和必须围绕的一个中心。     

中国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制度：市场化、规范化与法治化导向的改革

本文主要阐述中国证券市场上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制度。IPO是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行为。也是我国企业在股市融资的最主要的方式，以及投资者参与中国股市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与之相应，IPO制度是证券市场上的基础性制度之一，居于证券监管的核心。关于IPO制度，从全球范围来看有注册制（Registration system）和审批制（Approval system）两种方式。在以强制披露为基础的注册制下，发行人只需要按照强制披露的要求向证券监管机关提供注册文件并向公众披露法定信息即可，     

全球化:当代中国法治化的历史新境界

全球化的发展必将对中国法治化进程产生全面、深刻、持久的影响。本文结合这一全球化趋势,深入研究分析了全球化的科学涵义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治化面临的种种挑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在这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治化进程中需注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论治德对法治化的意义

法治化是法治现代化的简称,它是法制现代化和执法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在法治化这一异常复杂的进程中,道德建设的作用不容忽视,法律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法律体系的运行离不开有道德的执法者的适用与创造。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全球性的法治化运动与民主化浪潮

现代世界的全球性法治化运动,不仅包括联合国、其它国际组织和区域性联盟的法治化行动,更重要的是指世界各国展开的法治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从欧洲、美洲到非洲、亚洲,各国都在为实行法治而采取各种行动.这一法治化运动,是由多种原因推动的复杂过程,而民主化则是一大关键.民主的转型和民主的巩固,都需要法治的支持与保障,因此,现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与法治化运动,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共同发展.     

浅谈中国法治化困惑与对策

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由人治逐步过渡到法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现依法治国。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公民权利开始愈来愈多的受到关注、执法队伍执法能力的不断提高等都是法治化建设的成果。但是中国法治化仍然困难重重,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遇到的困难的必要选择。     

历史经验与现实进路:“坚持人民至上”的法治化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是一项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与重要原则。在《决议》中,与“人民至上”这一原则相关的还有“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主体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概念。为保障“坚持人民至上”原则的落实,应当从历史经验出发,探索“人民至上”原则法治化的现实进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除了突出法治化的要求之外,还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思路,调动一切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要素,全面、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建设。     

上海世博会与城市法治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同时它也带来了社会矛盾突出、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法治来解决。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办工作始终以法治为先导,秉承依法办博的理念制定各种制度、政策,以世博会为契机、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城市法治建设。     

中国法律观念的现代化——中国法治化的关键

法治化即法制现代化,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关键是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法律观念是立法的基础、司法的前提,是法治化必要的思想和心理条件。但由于我国的传统习惯和社会主义法律发展史的曲折经历,法律至上观念一直较淡薄,势必影响“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制约我国的法治建设。本文从法治化的内涵要求及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现存状况出发,论述了法律工具主义意识对中国“体制型”法治发展的阻碍,并提出法律至上观念的内涵及培育方式。     

服务首都中心工作 努力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专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靳学军

对话嘉宾:靳学军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法庭内外》杂志社:请您介绍一下,2020年以来北京法院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面主要采取了哪些亮点特色举措?     

维稳的法治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矛盾不断凸显和叠加,维护社会稳定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引起多方关注。尽管各级政府不惜投入巨大成本,维稳工作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是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利益关系失衡。本文指出要破解维稳难题,就需要在观念上、制度上和法律上寻找突破口,使维稳走上法治化的道路,从而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长成及其法治化

公民社会理论主要致力于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 /特征和法律文化特征 ,以及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之研究。通过对社会契约论的重新解读可以认识到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导致第三法域的形成。承认当前我们正经历法律体系从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的嬗变 ,确立独立于公法和私法的第三法域的法律地位 ,无疑是理论法学对现实的最佳回应。我们有理由期待公民社会合法性的确立、制度的创新和全新权利体系的架构     

城市管理法治化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繁华和生活的便捷，还有历史沉淀的韵味，“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我们漫步西安，可能不会记住装修华丽的酒店．但一定会记住古城墙、大雁塔、华清池和壮丽恢弘的兵马俑；我们去北京，也许会被鸟巢、水立方吸引，但绝不会错过故宫、天安门和已成历史的圆明园：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重建与治理法治化变革

伴随着中国的重大经济成就和政治发展,中国公共领域也开始蓬勃兴起。它促进了从"革命性"向"正当性"的合法化路径转换、多元均衡与协商互动的治理机制形成、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和司法民主与司法改革的推进,因而成为当下中国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动力和支撑。然而,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它也存在着"两个舆论场"的结构性张力、宏大政治指向与"体制性连带"诉求、理性公民精神明显阙如等中国问题和困境。因此,需要进行公共领域的重建,构建基于"重叠共识"的动态耦合机制、体制内外之间的对流循环机制、司法过程与公共舆论的互动平衡机制等,从而推进治理法治化变革和多元治理秩序的形成。     

论财政法定原则——一种权力法治化的现代探索

财政法定原则的要求是财政基本事项由法律加以规定,其实质应从财政权法治化的高度加以把握。它兴起于封建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变迁过程中,最初表现为税收法定,并在夜警国家到社会国家的演进中扩展到预算法定,最终发展为财政法定。为全面展现财政法定的要求,有必要突破现有的就事论事的内容法定范式,从范围法定上构建起"财政宪定——财政体制法定——财政收入法定、财政支出法定、财政监管法定"的三层次体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落实财政法定原则对我国的意义重大。鉴于目前财政权的失范格局,突破口应在做实人大,特别是要明确人大的财政收入立法权、预算监督权和财政收支划分权。未来,应在改革中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动财政法定原则入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