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

法治的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姜明安“法治”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流派法家就提出了“垂法而治”①、“缘法而治”②、“以法为本”③、“事断于法”④等“法治”的主张。不过，中国古代法家主张的法治是与封建专制...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模式。中国选择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它具有许多优长之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危险。中国今后的法治实践需要着力思考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及其监督“政府权力”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大力培植社会的和民间的法治资源，推动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建设的“中国元素”

当代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比西方法的概念，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蕴有诸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因素，其概念有更为鲜明的中国元素，也构成了中国元素法治探索与实践的一项独特内容。总结并坚持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法治建设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经由对古今中外法治建设的辩证分析与合理扬弃，中国的法律体系日渐合理化、科学化；注重法治建设对民生保护、和谐社会的保障功能。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互动关系初探

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法治建构的重心完全置于国家与政府的“依法治国”上,忽略了现代法治内涵的另一个层面——社会自治。从长远看,这会使中国走向一种“形式法治”的社会。本文从国家法治和社会自治在法治进程中互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入手,阐述了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建构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的互动和呼应。     

新世纪中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与分层

二十世纪末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本文从我国法律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两个方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法律教育定位，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律教育应从法治建设角度来认识和架构，它是法治建设中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是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事业，是一种整体上全面而结构上多层的法律教育。     

数字法治的体系性建构——基于2021年以来我国数字法治建设的观察分析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任务,而当下的数字法治建设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2021年以来我国的数字法治建设与创新实践,可以说我国数字法治体系的架构已经基本成型,明确了数字政府和数字公民的新型定位,创新了“数智治理”的地方模式,促进了数字经济秩序的规制重建,实现了数字司法机制的在线运行,推动了数字法学理论的顺势崛起。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面向数字法治的时代转型,展示了“中国式”数字法治图景。     

中国法治与德治辨析——在传统与现代语境之间

中国的法治和德治需要澄清“法治”与“德治”二词在传统语境和现代语境下的不同内涵,历史地辨析法治与德治在传统条件和现代条件下的不同关系,以便正确地理解现代法治和现代德治及其相互关系,防止思想和实践因受到语言的异化而走向歧途。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传统文化溯源与时代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走过漫长的岁月至今仍熠熠生辉。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现今的中国法治建设紧密结合,在实践中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其中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抓关键少数”“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等思想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中国古代传统法治文化的影子,这启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既坚持文化自信又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一国两制”下的当代中国法治协调建设

本文试图从“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诸多方面的影响加以探究的基础上,对“一国两制”下中国法治的协调发展中“变”与“不变”的辩证规律;协调建设的根本原则:求同存异;及其根本途径与方式:冲突与和睦相处;竞争与合作交流作一初探,但愿有助于当今祖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作出有益的探讨。     

论实行行为终了的判断与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

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而且还间接影响到不同类型中止犯的认定标准。在德国,关于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存在行为计划说、个别行为说以及全部行为说等学说。在日本,则存在主观说、修正的主观说、客观说、遮断说以及折衷说等不同见解。其中,全部行为说和折衷说较为可取。在我国,对行为是否实行终了的判断也应采折衷说,即应与是否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联系起来作出判断。     

共产党人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的时代价值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从整体上说就是党的先进性,因此永葆党的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具有着根本性价值,包括认同价值和促进价值;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从个体上说就是党员的先进性,因此永葆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具有着主体性价值,包括中介价值、示范价值和保证价值;党的先进性和党员先进性是高度统一的,因此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的现实基础,对我们强化军魂意识有着重要的发展性价值,包括基础价值和着力价值等。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约定的性质研究

著作权归属是委托创作合同的重要条款。著作权归属约定的性质关系到委托人著作权的取得、受托人义务的履行以及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债权形式主义的背景下,委托人通过委托创作合同取得著作权属于继受取得。由于作品的无形性和著作权登记制度的缺失,受托人移转著作权依赖法律推定。著作权从创作完成之日开始移转,委托创作合同的书面形式往往成为著作权移转的公示手段。但是委托人支付报酬的义务与受托人移转著作权的义务构成对价,并对法律推定的著作权的移转产生影响。     

法与伦理的交织:婚生否认之诉中适格原告分析

婚生否认之诉是人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大陆社会伦理观念较为相近的台湾地区,其民法亲属编经过十余次修正,其亲属法日益与世界亲属法的潮流相融合。反观我国亲属法和民事诉讼法,仅就婚生否认之诉中适格原告问题仍无法达成一致。而适格原告是成功构建婚生否认之诉的前提。借鉴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成功立法经验和结合我国现状,论证我国婚生否认之诉的诉讼主体不仅限于夫、妻及子女,还应有条件的包括第三人。     

试论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民法物权内容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现代民法相衔接的<物权法>的制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大学者对此各抒已见,而其中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从我国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现状出发,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出完善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议.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完善对地方立法中法律责任的设定

为了保证地方立法机关在地方立法中更科学合理地设定法律责任 ,立法者在拟定法律责任条款时 ,首先要体现地方立法的目的 ,同时 ,其内容的设定 ,还要体现出科学精神 ,具有可操作性 ,考虑该法在施行中的要求。但从我国现行地方立法法律责任条款来看 ,仍存在法律责任条款不协调、缺乏衔接 ,法律责任条款过于原则 ,法律责任条款有明显空白漏洞等方面的问题 ,直接影响了地方立法的有效实施。针对地方立法法律责任条款存在的问题 ,应采取加强法律责任条款的衔接和协调、加强法律责任条款的量化、避免法律责任条款的空白漏洞等措施 ,完善地方立法法律责任的设定     

权利失效原则的适用范围与法律效力

权利失效原则是大陆法系一项重要的司法判例原则,它有助于补充现有相关制度的不足,维护正常的社会交易秩序。权利失效原则适用的客体广泛,包括形成权、请求权和抗辩权等。适用于形成权,其法律效力是使权利本体归于消灭;适用于请求权,其法律效力是产生相对人的抗辩权。我国应在立法中体现权利失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