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进程中的伦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网络民主的影响已经从媒体交流、经济发展、商业运行等逐渐延伸到了社会管理以及民主政治等领域。网络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网络民主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搭建了新平台，提供了新的互动模式。但是，网络民主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伦理困境，加剧了人的异化和道德沦丧，导致道德评价标准失衡、道德责任主体难以确定，使得网络民主陷入无序的发展状态，这些伦理困境制约了我国网络民主的发展进程，针对网络民主发展的伦理困境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能够促进我国网络民主的发展进程。     

网络伦理学的发展与思考

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网络给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伦理、传统道德带来的深刻影响。研究网络伦理，探讨网络伦理学的发展，建构有中国特点的网络伦理学，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网络民主参与的伦理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网络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构建有序的网络民主参与路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文章论述了网络民主参与具有提高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积极性、提高网民政治素养和道德觉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伦理意义。讨论了当前网络民主参与存在少数网民网络民主参与的理性不足、在一些舆情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地舆论引导能力等问题，并认为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建设的滞后等是导致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培育网民公共理性，加强和完善舆论引导能力，特别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民主参与的诸多问题，筑造网络民主参与的有效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浅析人文视角下的技术网络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方面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危及人类自身的“异化”之路。从人文视角引导网络的健康发展，应加强网络社会的文化研究，是用制度创新去解决网络社会的矛盾，同时应制定网络伦理准则，倡导网络道德自律。     

论和谐社会的网络伦理建设

本文试图通过对网络技术支撑下所形成的网络世界,由此而产生的网际交往和虚拟生活等现象进行剖析,从研究和探讨虚拟世界的伦理冲突入手,审视网络空间的伦理向度和网络世界的伦理座架与伦理考量,从而打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网络世界的伦理文化战略。以此构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网络伦理道德框架和理论基础。     

网络游戏的伦理问题及其规范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良多，但网络游戏对伦理道德的消极影响也有目共睹。笔者通过对网络游戏伦理道德问题的分析，指出对网络游戏中显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揭示并赋予伦理意义加以讨论的必要性，指出必须超越技术层面，从道德价值观念和法律层面上考察和研究网络行为，建立相应的网络伦理规范。     

网络舆论生态的因与果

互联网的发展，正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舆论生态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反映，既折射政治社会生态，也塑造政治社会生态。当前，中国网民热衷于通过网络平台和网络渠道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舆论生态格局。     

网络伦理的契约论维度与网络实名制的道德困境

隐匿与自利是网络生活的两大内在机制，也是网络伦理建构的两大前提。基于隐匿与自利所带来的平等、互利和自由特征，网络伦理的理想模式应该是内生性的伦理建构方式，即一种基于博弈的契约论模式。契约论式的网络伦理建构需要一种长期的循环博弈，而网络实名制能够提供这种可能性。但在网络伦理建构中，网络实名制自身面临着权利和功利两重挑战的道德困境。     

网络信息技术及其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

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伦理问题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发生了冲突。本文从网络技术的特点出发阐述网络技术发展产生的网络伦理问题。要进行网络技术伦理建设,首先就需要进行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的伦理建设。     

我国网络亚文化景观的不良倾向及其治理研究

网络亚文化是我国网络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网络文化生态的健康与否。以“表情包文化”“丧文化”“饭圈文化”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泛娱乐化、价值虚无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等不良倾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加强网络亚文化景观不良倾向治理，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加强思想引领，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二是多主体协同，打造网络亚文化治理共同体，形成治理合力；三是手段革新，从冲突管理到协调治理，实现文化破壁。     

我国网络舆情管控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以美国为借鉴

网络舆情作为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了快捷便利,同时也能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当前网络舆情衍生出的网络犯罪有恃无恐、网络谣言蛊惑人心、网络色情泛滥成灾、网络欺诈层出不穷。故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公民个人权益,我们必须加强对网络舆情的依法管控。但现有网络舆情管控的法律体系在实际管控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管控经验进一步去健全完善。     

冲突、交融、和谐:中国现代性境遇下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嬗变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与传统的群体观念形成激烈的碰撞,其后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在社会主义集体意识的引导下,个体长期被整合在国家、社会之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个人主义逐渐兴起,集体主义面临困境,个人与社会关系发生裂变。时至今日,倡导和实现"中国梦"要保障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最终达成个人与社会的互塑和谐。     

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

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声称,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死胡同,资本理性和科技理性已经走向末路;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前孔子”中去寻找出路。然而,当今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事实提醒我们,文化民族主义要想达到民族文化自觉,必须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大背景下,积极引导文化民族主义自觉发展,避免保守、自由和激进,使其与民族文化自觉方向一致,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自觉。     

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德育中的践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以"道德"为基本思想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德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重要资源,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养成学生的道德习惯、识别道德伦理等。本文即探讨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德育中的践行理念、方式与途径,以期两者在实践中更好的融合,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胥吏”与“武士”——中日传统社会警察前身的文化比较及启示

中日传统社会基层警政职能的执行者有所不同,在中国主要是胥吏,日本则是武士。不同的文化形态产生了不同的职业伦理道德,并对今天的警察职业文化产生影响。胥吏遵行的明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官德,暗则遵循功利性的民间江湖价值理念,日本传统武士遵行的则是＂知行合一＂的武士道精神,它们分别对近代两国警察制度的建立形成影响。通过两者的文化差异比较,汲取日本警察文化中先进的文化思维能促进我国警察文化的建设。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     

试论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法治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正在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试论网络犯罪及其防控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犯罪日益猖撅,其危害性也远远高于传统的暴力犯罪。根据我国网络犯罪的特点,我们必须以政府为主,辅之以司法机关及相关部门的合作,才能有效控制网络犯罪的进一步蔓延。公安机关必须建立专业的反网络犯罪小组,加强基础建设,提高民警素质,才能进一步提高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营养和土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握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发挥血缘与乡土情结的凝聚作用,注重心理情感原则中“人情”的聚合作用,把握人文主义倾向的导向作用和发挥群体意识思维的“家国”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创制民族文化新的认同模式,强化文化符号认同,维护价值观念认同,推动理性的血缘族群认同和深化历史地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