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行政违法的行政法控制——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整体性行政违法包括四个要素:依据违法、内容违法、程序违法和对象违法,其本质是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与公民个体之间的博弈。公共选择理论是著名的经济学理论之一,能够深入地分析整体性违法的成因。公共选择理论还能够在解决整体性行政违法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相关理论支撑。对整体性违法进行行政法控制,根源在于解决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与公众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从依据、对象、内容、程序四个方面进行,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避免政府陷入困境。     

论腐败犯罪的人事制度防控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有滋生蔓延之势,反腐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遏制并有效控制腐败犯罪,需要一个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政策的制定、制度完善与设计的过程,更需要一个完整详致的防控腐败犯罪社会系统工程。以人事制度为视角,来探讨控制腐败的逻辑起点,并通过人事制度的完善加强对腐败犯罪防控机制的建设,建立防控腐败犯罪的社会系统工程,或许对我国腐败犯罪的防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实现从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转变

电子化的政府改革决定公共管理必须电子化,而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整体性治理正好适合电子化的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是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其具有现在信息时代高效和灵活的特点。整体性治理是以创新治理机制为组织的载体,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完善是目前现代化行政的标志,信息化的社会管理需要大量不同类型的信息专业化人才。     

整体性治理及其在非结构化社会问题方面的运用——以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政策运作为例

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并对不同行政文化的回应，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合与协调。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尤其在解决结构不良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本文通过对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结合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这一基础教育领域公共服务政策运作实际情况，来探讨如何运用整体性治理模式以实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以发挥更大作用。     

后公共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趋向的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来的后公共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强调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强调整体性整合，强调整合信息技术、简化网络、提供一站式服务，注重内调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注重信约、责任感和制度化。整体性治理顺应的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正在西方政府改革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望成为21世纪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未来政府治理的新趋向。对我国政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亦具重要借鉴意义。     

整体性治理：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本文对整体性治理的兴起背景、组织基础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     

整体性治理:地方公共服务改革的新趋向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这种以协调、整合为核心的治理方式为我国地方公共服务改革提供思路.但整体性治理也可能带来地方利益集团成长、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公共服务责任界定等问题.     

侦查协作的碎片化分析及其整体性治理模式

侦查协作是应对当前刑事犯罪特点和发展趋势所采取的一项有效的组织措施,但是我国目前的侦查协作情况却不容乐观。引入新公共管理中的"碎片化"概念,从六大维度分析我国侦查协作的现状,进而从整体性治理这一社会治理模式的视角出发,提出侦查协作的完善思路与方法。侦查协作的整体性治理对策包括加强侦查协作的整体性认识、侦查协作的整合、侦查协作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侦查协作信息系统的建立、利用,建立和完善侦查协作的评估、监督和反馈机制。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一套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该理论为解决当下我国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解传统治理模式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作为最前沿的公共治理理论之一,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勾勒出了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

当代中国正在探索构建权力制约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制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腐败。可以说,有了公共权力就有了对公共权力的遏制。法律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主要方式。     

协同性与网络化:英美两国整体性政府模式之比较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在经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普遍使用,出现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政府。它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强调整体与合作及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政府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比较研究英美两国(议会制和总统制国家的典型)整体性政府模式理论与实践,探讨西方第二轮政府改革中政府模式的最新发展情况,以期能在中国政府改革过程中对政府模式选择起到借鉴作用。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兴起——整体性治理在英国政府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政府治理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和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因此,对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详细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般概念和核心特征,介绍了其实际运用情况,分析了它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通过对其进行较全面的介绍,以期引起对这一理论模式的学术重视与探讨。     

整体性治理、合作治理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比较研究

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共管理理论,为公共管理者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整体性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上述理论进行甄别,指出其在产生背景、核心理念、政府角色等方面均具有治理的特征,并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各理论之间也有差别,特别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差异显著。三大理论的比较研究在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采用平等协商的治理方式、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治理目标等四个维度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提供启示。     

犯罪学视野下的政府违法

社会安宁有序,治安状况良好,是政府应当提供给全体社会成员的一个公共物品,它需要政府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来创造。但是,政府治理并非总是有效的,它有时会失灵并导致寻租、腐败以及其他不良后果;有时,政府的某些作为本身就属于违法甚至犯罪。从政府治理角度,揭示政府违法现象及其在我国的表现并探求解决之道,是犯罪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任务。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     

论立法腐败

立法腐败是指掌握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立法权限或职务之便,为特定族群、团体、或个人牟取经济、政治及宗教利益的行为或现象;或指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立法权力的行为.立法腐败是法律制定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立法腐败的戍因是立法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司法审查的缺失.遏制立法腐败的对策是民主立法、立法公开、司法审查、提高立法技术以及立法权的合理分配.     

土地行政争议的国家治理——以化解机制的法治化建构为路径

土地行政争议是当前我国行政争议领域的重点和难点,立法的粗疏和滞后以及执法权的滥用导致此类争议不断涌现。在提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土地行政争议的国家治理需要立足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以打造服务型政府,崇尚尊重保障人权以实现有效的权利救济。在土地行政争议化解机制上,应当考虑建立以司法类机制为保障、行政司法类机制为主体、社会类机制为补充和行政类机制协调配合的法治化体系,整合有限的司法行政资源,实现各种解纷途径间的功能互济,同时降低办案门槛,引入简易程序,提高化解争议的效率。     

关于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腐败是公共权力的异化 ,公共权力过程中的腐败活动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的危害。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需要降低公共权力的可租性 ,规范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     

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的特点及其防范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任何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瘤疾。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是个人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社会对公共权力的失控。从我国转型时期腐败现象的主要特点来看,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层面的因素:如新旧体制转换给腐败提供了机遇和环境,经济领域中的供需分配矛盾和商品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的因素影响等等;二是个体意识形态及其心理层面因素:如拜金主义的毒化,特权意识的存在,避险心理作怪,认知上的失调等等。为此,加强预防腐败必须健全公务员制度,增强公职人员自我约束能力,完善立法制度,完善监督与管理机制,健全和完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民主等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权力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