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推动“中国之治”

近年来,与西方国家深陷发展泥潭而呈现出"西方之乱"相对的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实现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趋完善,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稳步推进,这其中统一战线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之治"也为统一战线开拓着新的语境。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服务"中国之治",势必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历史使命。     

发挥统战优势 完善中国之治

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之治,必须深刻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及其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的创新运用,有效发挥统一战线在凝聚共识、发扬民主、维护稳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切实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彰显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新作为。     

“民族共治”与“民族区域自治”之辨析

"民族共治"是现代民族理论学界出现的一个新观点。该观点认为:在中国,民族共治与民族自治是同时存在的,它存在"双向两层面"的共治,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当前,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实践证明了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民族共治"是否真的可以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旋律以及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将是文章论述的重点。     

从《群书治要》探析中国共产党蓬勃壮大的传统文化之源

<正>《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谏官魏征、虞世南等人编辑的,是包含明君治国的经验启发、昏君灭国的经验教训、君臣君民关系相处之道、奸臣欺主国家灭亡的醒世警言等内容的历代帝王治国理政之得失经验的治世宝典。深入挖掘其治政思想,可以追本溯源,探析中国共产党能在百年历史中不断发展壮大、带领中国走向辉煌的传统文化之源,从而激励党的领导干部研读《群书治要》,经受住“四个考验”,克服“四大危险”,不断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论我国治国理政的“本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治国理政的本根,二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内在逻辑,展现了"中国之治"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满足了中国社会的治理需求,二者有机结合所产生的治理效能是建设与改革不断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中国产生并形成治国理政的独特优势,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的。     

以“三才之道”开创新纪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体会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解决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问题的重要法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也是其治国理政重要的方法论源头。以敬民、顺势、筑梦高举民族复兴的"立天之道",以传承、开拓、升华倡导生态文明的"立地之道",以修身、壮骨、齐心锻造德法同行的"立人之道",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既显示出了与《周易》"三才之道"的"异曲同工之妙",更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完美"超越式传承",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再续薪火。     

试论"治国先治吏"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必须先要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古人"治国先治吏"这一深邃的道理和进步因素同样适用于今天,同样可以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服务.一、从严治"吏"势在必行."治国先治吏",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抓住了"吏治",就抓住了理政治国的纲.二、"治吏"必须从要害问题入手o"治吏"的核心问题是治权;"治吏"的首要问题是治思想.三、"治吏"必须要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从严"治吏",思想是前提;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治理”视野中的国家义务

在对待社会公共事务的态度上,国家实现"管理"向"治理"观念上的转变,提倡社会共治,从主体、目标、关系、方式等方面实现模式转换。除此之外,治理内容之"善"至关重要,而"善治"之前提,即为良好的国家环境,国家对良好环境负有积极营造的义务。"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国家除了立法义务之外,其义务内容多样,可从概括内容和具体内容两方面进行讨论;其具体义务主要由国家各机关以履行职责的方式,代表国家履行国家义务,并且在各机关内部,存在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以此督促各机关正确履行职能,促进国家义务的履行。     

论“中国梦”的实现

从国家战略来看,全面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路径包括四大方面:首先要厘清"中国梦"的"富民"、"强国"、"民族复兴"之"三位说"的真实内涵;其次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次,执政党需要有更高的执政智慧,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国理念让国家机器在既定的规则下有序运转;第四要凝聚被称之为"中国力量"的各族人民"甩膀实干",兢兢业业地推进各项改革。"中国梦"最核心的内涵和终极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因此,"中国梦"的实现是当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尤其是向心力)的重要途径。     

“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影响

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一统"天下观是历经战乱的古代中国人对国家类型的期盼和提升。后经秦汉统一王朝的实践,最终上升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治国之本。以后中国人又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且一统多于分裂实践中使得"大一统"观念深入从天子到庶民的血脉之中。自然而然,受"大一统"天下观的影响,边疆统一、国家认同、以和为主便成为中国边疆观念的核心和边疆治理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守中治边、因俗而治、多元一体便成为中国边疆治理的方略。对今天边疆治理的启示则是:"大一统"天下观仍然是边疆治理的指导思想;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因俗而治的延续;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理性选择。     

重塑“官德”之管见

治国先治吏,现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颇为突出,人民群众热切期待重建道德价值坐标,重塑"官德",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四个全面”研究四题:提出过程、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及战略地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每一个"全面"均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协同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蕴。     

“四个全面”研究四题:提出过程、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及战略地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每一个"全面"均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协同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蕴。     

德法共治：儒家“德”的现代意义

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德治社会,儒家传统提倡的“德”,代表了一种成熟完备的道德话语和秩序体系,凝聚古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支撑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赓续绵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治国方略,应当充分发挥儒家“德”的价值功能,对之加以辩证扬弃,择善用之,以夯实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基础。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来看,儒家“德”的价值功用有三个方面,包括提升国家法治的正当性,夯实基层治理的德治基石,塑造个体的自我发展。     

公众治水参与：绩效结果抑或过程驱动——基于S市926个样本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河长制旨在形成"河长领治、上下同治、部门联治、全民群治、水陆共治"的协同治水格局。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主体力量,公众在水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河长制实现了多大程度上的全民共治?驱动公众参与的究竟是绩效结果(包括治水主观绩效和客观绩效),还是由河长制这一创新举措所带来的制度运行过程(过程驱动)?基于S市大规模公众问卷调查数据,辅之所抽取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公众治水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公众治水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总体上依然处于"有限参与"阶段;(2)治水绩效结果对公众治水参与没有显著的效应,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绩效结果;(3)公众对环保信息的透明度感知以及政府回应性对公众治水参与有着显著影响,这说明制度运行的过程是驱动公众参与的主要因素。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众参与度不高的现状,不仅需要营造"开门治水、人人有责"的水环境治理氛围,更需要大力推动环保信息透明度改革,增强政府的回应性。     

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用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和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涵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建设,实现良法善治。     

宋濂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思想解析

宋濂治国思想的价值基础是以民为本,他认为君主之权来自民授,治国理政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安民",在天下财富有限的情况下,富国应当为富民让路,民富与君富、国富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在解决了富民、养民等民生问题之后,必须对百姓进行教化,教之以诗书礼仪。对百姓要施以仁政,推行德政,让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国家各项政策安排;刑罚只是作为治国的辅助性手段而存在。官员是国家治理、为民服务的"公仆"。官与民是平等的,官员要学而为民。对于治国人才,宋濂主张要倍加爱惜,不拘一格加以任用。     

论我党治国方式的发展

经过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 ,我党的治国方式成功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 ,再由“法治”向“‘法治’与‘德治’并举”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标志着我国治国方式逐步摆脱了具有典型“人治”特征的“以党治国”模式的影响 ;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方式逐步走出了片面强调“法治” ,片面强调法律制度建设 ,而忽视“德治” ,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道德建设的误区。这两次飞跃的最终结果———“法治”与“德治”并举 ,是我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软法之治——访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软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认识软法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本刊专访了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记者:您长期致力于软法研究,是"软法之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您从事软法研究的动因是什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过程中,为什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