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问责法治化初探

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党内问责法治化还存在问责主体范围有待拓宽,问责范围有待明晰化,问责程序过于简单,问责救济极少等法治化缺陷。对党内问责立法应树立依规问责、多元问责、权责一致、程序公正等理念,从体制上解决好问责体制的民主属性,健全问责救济措施等。     

行政伦理重构的制度化路径与实施机制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克服行政伦理失范的唯一有效选择在于行政伦理制度化,即把对行政人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制度化,它包括以公务员制度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规范化、以党的各项规章制度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纪律化、以法律法规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法律化和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实施机制等四个层面的内容。     

反思与重构: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治化

作为主动侦查手段的一种特殊形式,诱惑侦查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较高的效能,然而我国侦查机关在运用这一手段时却存在着诸多混乱的情况,这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是相悖的。在侦查程序日益强调人权保障的今天,对我国诱惑侦查制度进行法律规制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高校法治化与司法机制

高校是经法律、法规授权的一类特殊的行政主体,肩负着教育和管理的双重职能.其中,高校的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在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高校的管理权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引发的诉讼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于目前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与立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在规章制度的实施与执行方面也与司法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最终导致纠纷的产生.高校法治化建设应与外部司法环境协调,这是高校法治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推进问责科学化制度化必须走出情绪化倾向

问责制:倒逼式的民主机制。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此《规定》之前,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各种问责常见诸各类媒体,并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公职人员中的懒、散、骄、娇、     

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探讨

虽然新一轮“问责风暴”迈出了问责制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官员问责远未达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要求。为此，本文以“问责风暴”过程中蕴含的四对主要矛盾为出发点，探讨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选择问题，认为其突破口是开展绩效问责，不可或缺一环是构建官员复出机制，关键是统一的问责立法。     

行政伦理:降低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 ,如何降低行政官员的道德风险 ,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行政目标的实现 ,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揭示行政伦理和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内在联系 ,分析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成因 ,讨论行政伦理何以能够有效地规避道德风险 ,并提出行政伦理规避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错案评价问责机制研究

错案问责实际上是一种结果责任制,将错案的所有风险不加区分全部划归主审法官,这种问责机制不仅不利于减少错案,反而会激励法官以滥用调解、请示或勾兑监督者等方式逃避责任,引起更多的负面效应。建立在犯罪预防理论基础上的错案问责过分倚重惩罚,不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无法为法官预防错案提供正面激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查清并区分错案原因,将错案风险分配给能够有效控制该风险的主体;只有在法官有能力而未采取措施控制错案风险时才启动法官问责程序,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法官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信访治理异化与法治化矫正机制构建

实现信访治理手段和措施的法治化对推进整个信访工作法治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一些信访部门及工作人员的治理手段和措施存在偏离法治化轨道的异化现象,给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带来了不良影响。产生治理异化的主要原因有法律法规不健全、职能部门履行职责不到位、信访干部依法治理职责不明、考核评价机制不合理等。实现信访治理工作法治化,需要多措并举予以矫正:依法规范接访处访工作程序,实现有法可依;依法界定相关部门工作职责,确保各司其职;明确接访处访人员法定职责,确保各负其责;依法规范信访部门考核机制,增加内生动力。     

新时代退役军人医疗保险接续:机制重构与政策完善

我国退役军人医疗保险接续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政策内容已覆盖军转干部、退役士兵、退役残疾军人等退役军人群体。但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和医疗保障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新时代背景下,退役军人医疗保险接续机制仍面临着深化跨军地改革的现实需求与政策建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要推进军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轨改革,并通过健全军地医疗保险接续机制、强化政策内外部协调衔接、创新经办机制等方面完善退役军人医疗保险接续的配套措施,以维护退役军人医疗保险合法权益,彰显对军人职业的尊崇。     

社区矫正法治化:转型与升级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和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实现法治化的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工作理念要从法制治理向法治治理升级;对服刑人员属性的价值判断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升级;对社区矫正的行刑属性认知上,由空间物理强制转向行刑仪式化,由标签化的外在表现向人性化的内在展示转型与升级;对服刑人员的社会评价功能由肉体控制和精神惩戒向健全人和健康人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的实践要从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转向社区矫正法治化的实践。树立法治目标,崇尚法治理念,重构法治精神,追求法治愿景是社区矫正法治化的标志和文化符号。     

论问责的功能定位与突发事件问责

问责重在问、重在解释,因此问责不能等同于追究责任。突发事件的问责存在制度障碍,这与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有关,也与问责制缺少与人大制度的联系有关。只有进一步明确问责的功能定位,克服行政问责的缺陷与不足,才能进一步提升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战略定位与定力:新时期中小商业银行重构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不断出台、“双碳”目标提出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再叠加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强的影响,中小商业银行成立初期确定的发展战略定位的背景和基础已发生根本变化。基于中小商业银行战略定位环境发生变化的现实及对战略定位的科学理解,中小商业银行当前应坚持科学的态度,对新时期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定位的背景和基础进行重新评估,在此基础上确立抓住地方项目龙头、捕捉供应链源头、占好普惠金融山头、提升特色化经营势头、控制各类风险苗头、锁住金融科技发展喉头的新的战略定位,不断提升战略定位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前瞻性,指引中小商业银行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构建纠错机制的良好开端

对《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的理解存在两种误解:一是认为它是分权制衡机制;二是认为它是党内行政诉讼法。实际上,这不会造成分权制衡,相反促进了党更加的集中统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仍然是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适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将有助于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这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行政诉讼法,因为它不仅存在类似行政诉讼法自下而上的监督,而且更注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尤其是巡视组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促进了制度完善,吸取了国内外执政党党建的经验教训,它是构建纠错机制的良好开端,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我党制度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     

授权与问责:澳门特区官员问责制审视

官员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澳门特区政府适应社会变革对政府责任的新诉求,于2009-2010年集中推出了与官员问责制相关的系列法律规范,从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类型以及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构筑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并体现出兼具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混合型特征。作为一种新制度规范,要使官员问责制取得预想的法律效果,还需要配套与完善程序性与细则性规范,并改革为其提供前提条件的行政授权制度。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任务的主动回应,是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对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学术史回顾,分析学者们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三个方面,即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运作的体制机制,以及多学科、多维度逻辑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