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型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社会关系网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非政府组织有内生型和外生型之分。内生型农民工非政府组织是研究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内容和全新视角；政府对内生型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应讲究重点和策略；网构或是决定内生型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社会关系网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     

论社会组织多维性规范管理体系的构建

鉴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传统监管理念容易导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窠臼,本文不仅提出了监管的新理念和监管的最小限度原则,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维性规范管理体系",即多个相关方协同规范管理,包括:章程约束、法人自治、信息披露、社会监督(新媒体,支持者和相对人的监督)、部门协同、奖惩激励(评估奖励和惩治退出),即让章程成为社会组织的"宪法"、提升社会组织法人自治有效性、建立组织信用代码和信用信息平台、支持与发展社会组织自律联盟、开发社会参与的非正式问责机制、完善政府协同监管的正式问责,从而由政府的"单极"行动变为多元参与,进而带来较之传统政府监管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而且对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也更为有利。     

乡村公共物品内生型供给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当前,我国乡村公共物品内生型供给能力不断削弱,乡村正式组织难以成为乡村公共物品内生型供给的组织力量,也缺乏德才兼备的领头人带领村民实现乡村公共物品的内生型供给,同时缺乏内生型供给与政府责任供给之间衔接协调机制。必须做实乡村社区公共资源的积累,依靠基层政府的积极支持和鼓励,并尽快建立衔接乡村公共物品内生型供给与政府责任供给的协调机制。     

发达国家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启示

支持型社会组织总体数量较少、能力偏弱,无法为众多从事一线服务的操作型社会组织提供强大支持和服务,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亟需突破的结构困境。而发达国家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历程较长,组织类型多样,并呈现伞形的组织联盟、多元的资金来源、完善的治理结构、强大的支持功能等特点。对此,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加强支持型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基础上,转变政府监管社会组织方式,提升政府监管社会组织成效,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机制,利用支持型社会组织强大的支持功能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成熟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完善的监管体系,严重制约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效果。为提高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政府应致力于健全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支持和监管体系,为其提供便利环境;同时,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还应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业务水平,促进组织的有效参与。     

“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社会组织监管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对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监管理念、监管方法、监管体制、社会监督以及国外经验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办法。     

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4个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

社会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功能,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自主性和组织力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两个关键变量。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组织力两个因素出发,构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治理型、独立型、寄生型和依附型四种类型。其中,治理型社会组织以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以公共事务自我决策、组织人事自我安排、组织活动自我协调的方式满足其内生治理需求,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内部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实现治理目标。为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向治理型组织转变,进一步提升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治理效能,基层政府应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农村社会组织应积极推动组织能力建设;同时,要坚持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现代化转型发展。     

综合执法体制和提升食药监管能力的困境

2014年以来,一些地方推行综合执法改革,将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整合为市场监管局。那么综合执法体制能否提升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呢?基于政府能力理论和监管质量理论,构建"目标—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实证探讨体制对能力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省市县三级改革不同步导致政策目标内生冲突,监管事权与监管力量形成纵横结构性错配,综合执法稀释专业监管行为。可见综合执法体制增加了食药监管资源但削弱了监管能力。据此提出体制改革战略化、事权划分科学化、监管队伍专业化三项政策建议。     

论政府在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塑进程中的作用定位

近年来若干标志性负面事件的发生,导致我国慈善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政府作为慈善组织的管理机构,存在管理体制不顺、信息公开制度缺失和监管流于形式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为此,应从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打造"玻璃口袋"、加强政府监管、营造良好慈善环境等四个方面定位其作用,以推进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塑进程。     

一种人工栽培霍山石斛内生真菌的分离鉴定及其组织分布

目的对霍山石斛内生真菌进行分离鉴定,为揭示霍山石斛与内生真菌的共生关系提供依据。方法运用组织分离法对栽培霍山石斛内生真菌进行分离,采用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手段对其进行鉴定。结果从霍山石斛中分离得到12株内生真菌,鉴定为6属12种,分别为Fusarium guttiforme、Phyllosticta aristolochiicola、Stagonosporopsis crystalliniformis、Aspergillus tubingensis、Aspergillus flavus、Colletotrichum orchidophilum、Acrocalymma aquatica、Fusarium keratoplasticum、Fusarium bactridioides、Aspergillus ochraceus、Fusarium pseudensiforme、Colletotrichum brisbanense。结论霍山石斛中内生真菌种类丰富,且在不同组织中分布存在差异性。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我国快速推进中,不断出现和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监管问题尤为令人关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监管存在着监管法律法规滞后、监管职责划分不清、专业监督人员比较缺乏、监管方式简单落后等困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监管机制创新应当着重于明确划分各个监管主体的监管职责,引入第三方监管,夯实平时监管,创新监管方式,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开展监管。     

互联网金融平台组织结构、演化路径与发展机制探析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时代金融创新发展的最新形态。本文从平台经济组织演化新视角出发,通过对典型互联网金融平台组织结构、演化路径与发展机制分析,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演化遵循网络金融化和金融网络化双源发生相向共进路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发展是四力驱动机制、集成创新机制与关联生长机制递进循环共同作用的结果。促进互联网金融平台健康发展,应从厚植平台发展动力、优化平台组织结构和促进平台有序演化入手,实施包容性负面清单监管、前瞻性平台组织设计和关联型平台生态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治理路上的忧与思

作为社会治理落脚点的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愈发引人注目,它成了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创新载体。随着社区社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相关法律法规、自身建设、监督管理等不断完善,激发了社区治理的内生活力,为构建社区多元治理格局、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和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提供了动力支持。但社区社会组织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路坦途,资源匮乏和人才困境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政社职能混淆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等问题突出,严重阻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因此,助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多方面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破解治理困境,全面激发社区社会组织活力,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信任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信任"和"组织之间信任"为切入点,探讨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信任关系的理论现实、信任关系类型、相互信任的影响因素特征、信任关系形成的假设、信任的产生机制和信任关系形成的模型建构。文章同时具体分析了组织声誉、组织能力、交往经验、沟通与协调、价值目标、资源控制性、可选择性、开放性、第三方权威制约、紧迫性压力、制度公正与正义性、制度完备与有效性因素,分别对关系型信任、计算型信任、制度型信任和被动压力型信任的影响关系,最后提出增强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的策略与建议。     

改革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体制研究

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回溯历史、总结现实的基础上,应建立"党的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领导、政府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管理、社会组织联合会执行"的社会组织领导体制,形成领导层、管理层、执行层既分工明确,又协调联动的社会组织工作机制。     

论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多元主体中的作用

用"社会组织"新称谓取代"民间组织",两者大同小异,并没有实质区别。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组织开始兴起并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当前,只有多元的社会建设主体才能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具有公共产品提供、社会利益表达和矛盾调整等作用。社会组织在我国主体作用不明显有多重原因,因而发展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建设主体力量,需要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政府引导和推动,社会组织搞好自身建设。     

政府规制社会公益组织的工具选择

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只有通过适当而合理的规制工具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往的行政法研究中并未予以真正关注。目前分析我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已经由之前单一的加强和规范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转变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和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并重的双重规制目标。实现该规制目标,需要从传统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工具(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转变到侧重使用激励型规制、信息规制、协商性规制、自我规制等规制工具。社会公益组织营利性经营行为的规制案例,对探讨政府规制形式的具体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从“双重管理”到“三层协同”——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重新构建

传统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需要,造成了大量社会组织合法性或合理性的缺失,导致了合法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依附属性并存在着对社会组织监管不足的问题。经过双重管理体制下弱化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特殊区域内探索一元登记管理的改革,以及对部分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的改革,双重管理体制进入后双重管理阶段,实行直接登记与双重管理并行的双轨制度。社会组织的管理应围绕着登记、服务和监管三个层面重新进行定位,并努力实现三层管理的协同互动,构建"三层协同"的新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