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是开历史倒车——兼谈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不同时期曾经提出过许多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并试图以此作为“治国安邦”之策。这些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包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变革封建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兴利除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等等。这些先进的政治思想,都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程度上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当时西方比中国进步,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迫切需要民主、独立和富强。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能提出新的主张,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他就是进步、正确的;     

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可说是一种“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自鸦片战争后,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被破坏,而以契约为本位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因素开始一点一点产生。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不顺利,屡遭挫折,所以产生了明确要求用“契约”文化取代“伦理”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力图从“文化”入手促进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     

新的旗帜 新的解读——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胡锦涛同志2003年的“七一”讲话在十六大提出的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并对这面新的旗帜的科学内涵、实践基础、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作了进一步的深刻阐述。这个新的解读,对于在全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具有重要意义。     

跳出“历史周期律”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毛泽东廉政文化思想的内核及其继承与发展

正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作了著名的窑洞对谈。"窑洞对"中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充分揭示了毛泽东廉政文化思想的内核——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人民主体论,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人民主体论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廉政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其一,廉政文化思想首先是一种权力观。权力是人民的,共产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权力观。毛泽东一直强调,"共产党是为民     

从李大钊“中华文明之问”到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探析

一百多年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华文明之问”,期待国人做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发展,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蓬勃生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文明之问”作出了新时代的庄严回答。     

辉煌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看“中国文物精华展”札记

正在北京故宫展出的《中国文物精华展》名不虚传。展出的245件(组)文物,无一不是上上之选。 展览会的主办者似乎未作什么精心的设计,只是老老实实地把最好的、而且绝大多数是近十余年出土的人所罕见的珍品,按时间顺序粗加排列,往展厅里一放:请看吧,这就是中华文化！ 这倒并不是举办者对展览会的成败毫不关心,很可能是充分的信心使他们相信,只要走进了这个展厅,无论是谁都将为这举世罕匹的文化所倾倒。就象真正的绝代佳人,浓妆宜,淡抹亦宜,又何必刻意修饰呢?     

“从集团主义”到“个人主义”——日本青年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日本人一向以精诚团结、和谐一致的民族精神而著称于世,这种民族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日本青年。过去的研究者通常把日本青年文化的本质特征描述为“集团主义”(Groupism),即团体内的和谐一致比个人的权利和需要更为重要,并以此作为研究青年文化的出发点。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富有,日本青年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加注重表现自我,追求个人化的目标,开始由传统的注重集体利益的集团主义向注重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转变。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日本青年文化的     

从政治衰朽到全能主义——论中国近代以来“集权—分权”模式的演变

正一、问题的提出:"集权—分权"悖论及其两个维度当代中国"集权—分权"悖论背后实质上隐含着两个维度的问题。当人们呼吁集权时,更多地是从政府间关系这一维度出发,强调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要求中央政府在全国性的问题上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当人们呼吁分权时,则是从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维度出发,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要求国家(包括中央政府     

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思想

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思想邱长弘，张淑敏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代表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     

“历史叙事”与政治秩序建构中的“自由”困境——论近代中国“国民性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国民"与奴隶之"部民"是近代中国"国民性"书写中两种迥异的叙事取向。它更是可在一定时间维度内检视国人如何思考"自由"范式的一幅智识图景。为实现"国民性"书写的政治谋划——改变"部民"品性以型塑"新国民","自由"之先定承诺作为审视标准被嵌入到此历史叙事中,连续的历史由此呈现为显著的断裂。然而,此"先定承诺"作为共识极为脆弱。"国民性"书写背后是践履"自由"之"先定承诺"的困境及政治分裂。如此,此历史叙事使革命者和自由知识分子都找到了实现各自政治目标的理论支持和手段。这使他们都可根据自己的"偏好"去建构一种新"国民性"的历史连续性,并无需追问其是否接近历史真实。此类谋划亦恰恰展现了各政治势力是如何在文化政治视野内去把握建构政治秩序的叙事技艺。此技艺与践履"先定承诺"间的张力奠定了此类谋划至今一直就存在的政治紧张。     

当代文化生产力发展中的后现代因素及其创新——兼谈中国对后现代经济模式的引用

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生产力发展区分为现代与后现代两个形态,后者主要体现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以及注意力经济这样几种形式;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理念设计,应以"科技创造"为基础、以"人文创意"为前锋;其发展模式则体现为以"信息经济"为下位驱动,以"创意经济"为上位牵引,这样一种"梯级推进"模式。     

跨越“贫困陷阱”的中国道路与历史经验——兼谈破除“陷阱论”的中国特色反贫困话语建构

"贫困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包括人均资源少、支柱产业缺失、资本积累不足、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等在内的跨越"贫困陷阱"的难题。当前,在西方对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持怀疑态度的境况下,中国却在发展中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彻底解决了深度贫困问题,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破除了"陷阱论"迷雾,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话语体系。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根源于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中国跨越"贫困陷阱"的成功经验,既能为巩固脱贫成果、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思路,又可为世界减贫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新发展——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第二次革命"的方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更新和超越,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和主要代表。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性发展,起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谓从传统到现代之"现代",不是一般的时间概念上的"现代",也不仅仅是走出"苏联模式"困境的"现代",而是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     

中国古典文献中“廉”字的用法——兼谈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误区

"廉"字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很早,但是其意思经过了长期的演化:最初指房屋,然后指器物,然后指人正直端方,或演化成动词"查访"之意。"廉"字作"廉洁"讲的时代,不应早于中唐,亦不应晚于北宋。当前廉政研究文献中,对于古典文献中的"廉"一律解读为"廉洁",乃是一个误解。产生这种误解,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的知识构成局限,但是更重要的则是研究方法存在问题,亟需纠正。     

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看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然性——兼解“跨越论”与“五形态论”的理论“死结”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晚年曾根据东方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非常慎重地思考过如何由“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较详尽地研究了俄国的状况后,明确提出了一个理论构想,即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路探索，一路艰辛，也一路过关斩将，今天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各项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这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抓住机遇，直面挑战，破解新难题，树立新理念，实现新发展，走向新胜利。     

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新探索——“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学理论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2016年3月下旬在江苏徐州共同主办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学理论新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邹放鸣、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海蛟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辞,高建、包心鉴、桑玉成、     

从社会主义阵营到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兼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意义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经历了从战争夺取政权到和平建设、从少数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到若干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从一个统一的阵营到各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独立探索和实践的曲折过程。在它前进的过程中,     

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

长期历史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将"东方"作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并将东方国家政治都简单归之于"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框架之中。尽管这一观点受到理论批判,但仍然需要基于中国事实加以纠正。马克思恩格斯从政治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已注意到东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基础是有差异的,并会对政治产生不同的反应。只是其囿于对事实的认识有限未能充分展开,甚至出现后人不恰当的运用而造成了政治偏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专制主义"论断的两大基础——一是治水,一是村社,主要掌握的材料是印度等东方国家,而在遥远的中国有着自己的特点。除了国家治水以外,中国还存在大量自愿联合的基层治水。中国农村很早就超越村社制,以家户为农村基本组织单元。基层治水与家户制度不仅创造了丰富的农业文明,而且塑造了主动、积极的自主人格,使得基层社会内产生着活力与动力,并对国家政治产生积极影响。传统中国没有像其他东方国家陷入消极停滞奴役状态,即与此相关。     

从文化的作用看建构主义的动态结构——以“保护的责任”概念的发展为例

结构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主流都认同结构的概念,但前两者与后者存在着对结构"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是决定行为体的还是与行为体互相影响的"这三方面的不同认识,并因此建构主义发展出动态的结构模型。而模型的动态性是因为文化的作用赋予的,也就是文化能够解释建构主义结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行为体与结构分别受到个体的文化(自有知识)与共有的文化(共有知识)影响而具有动态。这种动态结构可以考察人权领域中"保护的责任"概念的实践,用以证明建构主义的文化结构中文化的特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