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

现实中不存在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只能寻找较优的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目标;在刑事司法资源的边界上存在着有效率的刑事司法活动,也就是刑事司法资源功能的最大化和理想状态;在刑事诉讼中,各方总要考虑和比较获取刑事司法资源所花费的对价中包括的各种机会成本,这表明刑事司法资源配置中也存在着替代效应。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经济学分析的目的,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和减少刑事司法成本,可以从节约刑事司法成本、简化刑事司法程序、建立刑事诉讼成本分担制度、减少国家成本支出入手。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证明规则

尽管刑事诉讼法在 1996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 ,对抗制开始引入中国刑事司法制度 ,但是司法证明机制并没有在这一制度中确立起来。结果 ,不仅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容易出现混乱 ,而且法官对于诉讼进程似乎拥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在未来的刑事证据法中 ,必须重新构建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规则 ,使得法庭审判真正保持最基本的诉讼形态。     

刑事诉讼中能动司法初探

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为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所进行的活动为广义的“司法”。近来，我国（狭义）司法实践中兴起了“能动司法”的潮流。梳理古今中外包含“能动司法”因素的实践与学说后，在我国当今司法语境下从程序、证据与实体，法院审级，不同类型的诉讼等角度分层解读。审判阶段能动司法指法官拥有的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职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从认识论、系统论、诉讼法学原理分析其理论基础。并为刑事诉讼中合理地“能动司法”寻找界限。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资源配置视野下的司法效率

产出正义的司法效率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当其进入司法视野成为司法追求的价值之一时,就备受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司法实践中,人们更多的是在审理案件尽可能迅速的意义上理解并使用效率的。在这里,效率意味着公正的迅速实现。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句被人们广为引用的法谚就     

知识产权诉讼中鉴定意见的司法评价

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是辅助法院查明技术事实的重要手段,对司法鉴定意见的司法评价应围绕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在合法性评价方面,应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基本规则进行规范性审查,根据中立、独立、公开等基本原理进行程序性审查;在客观性评价方面,除审查鉴定人有无徇私舞弊、鉴定材料有无虚假以外,还要注重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对鉴定方法有无缺陷进行审查;在关联性方面,首先要将鉴定意见与委托的鉴定事项和目的进行比对,同时在必要时邀请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出庭,如遇相同技术问题出现多个不同鉴定意见的,法院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或者审查既有鉴定意见获得＂心证＂,抑或根据举证责任分担机制作出裁判。     

试析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由检察院、法院实施的司法审查活动,它们有的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制度支撑,有的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作了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     

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不足

国家立法对未成年人加强保护，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在刑事方面的立法，对未成年人立足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立法稍嫌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司法保护时常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司法保护条款的不确定性使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面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保护条款，立法采用了选择性的关键词。立法用语不准确，司法保护范围有缩小的危险。司法保护条款未完全摆脱“有罪推定”的影响。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令状规则

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司法令状规则。该规则的确立是在刑事诉讼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符合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司法最终裁决"、"控、审分离"、司法审查原则等现代法制原则的精神。然而我国侦查程序的封闭式设计使得侦查权的行使几乎不受司法权的控制,在立法中吸收司法令状规则的合理内容,以此作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刑事诉讼中的民意渗透与司法应对

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03年的刘涌案,2007年的许霆案,甚至当下百姓热议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刺官事件,所引发的各种反响与回应,都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构成这种意义的元素当然不仅限于这些案件的特殊情节以及近于戏剧化的处理方式(结果),更主要的是这一系列案件推动了社会公众与     

论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

与传统法律思维方法相比,法律经济学方法有其自身的优势,尤其在用于分析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时.统计推理领域中"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分类方法为研究刑事错案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我国司法机关对刑事错案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权衡,特别是对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进行评估以后,最终确立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司法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法治的进步精神.     

宪政与司法:刑事诉讼中的权力配置与运行研究

本文以宪政为背景,以司法审查为进路,阐述了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领域内的行政权力的特性及其与司法权的关系,并就我国的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定位进行了分析与检讨,认为二者作为行政权力,具有“范围宽泛”和“不受制约”的特点。作者认为,应当按照“有限政府”与“权利保障”的宪政要求,在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实行司法令状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措施,规范和制约我国的侦查权与检察权,以实现宪法“保障人权”的目标。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出台，导致了法官司法调查权的较大变化：首先，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向程序化审查变化；其次，在庭审中，法官的主导性调查转变为补充性调查；最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原有的庭外自行调整权已不复存在。了解这些变化，有助于正确认识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角色转换，全面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审判方式     

论诉讼中程序正义的保障

法的实现是通过法的适用结果和产生结果的程序起一定作用完成的。一般说来,虽然结果和程序有所不同,程序并非属于结果且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但二者总的来说是和谐统一的,也就是说正当程序是产生合法结果的前提条件;但二者有时也存在冲突。从司法实务的现状来看,重实体轻程序已成为一个不忽视的现实问题,这就为讨论程序正义的保障提供了现实的动力基础。基于此,通过揭示产生程序正义的保障问题,以追溯正义、公正、公平等法律价值的实现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担当

刑事诉讼通常由与案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实施,一旦其不能、不愿起诉或应诉,诉讼的成立和进行便将受到阻碍。若立法者意欲使诉讼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缺位的情况下运作,则一般须通过例外规定赋予第三人诉讼实施权,由其启动与推进诉讼。这种例外在诉讼理论上被称为诉讼担当。诉讼担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呈现立法先行、理论缺位的状况,亟待梳理与明确。从现实性面向看,现行规范中的诉讼担当包括为了担当人利益的诉讼担当、为了被担当人利益的诉讼担当与为了公共利益的诉讼担当,涵盖公诉、自诉与附带民事诉讼诸程序类型。从可能性面向看,出于解决实践问题、填补程序漏洞的目的,得经法律修改拓展诉讼担当的范围,增加检察机关对刑事自诉的诉讼担当、被告人近亲属对缺席审判的诉讼担当。     

试论刑事司法鉴定人的民事责任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中，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件的事实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然人对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运用科技或其他专门知识所作的鉴别与判断”。由此可见，司法鉴定中行使鉴定决定权、委托权的主体是特定的，它有别于其他类型的鉴定。然而，司法鉴定人与司法机关之间是什么关系、司法鉴定人的行为性质如何以及鉴定行为的法律后果又怎样？这些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都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而且在理论界也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笔者拟对此发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诸位学人。在此，有必要先对本文将要探讨的司法鉴定人责…     

刑事审前司法听证制度的透析与前瞻

刑事审前程序应当实现诉讼化 ,但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审前程序的诉讼化色彩相当淡薄 ,而更多地带有一种行政化的色彩。我们主张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审前司法听证制度来实现审前程序的诉讼化 ,从而实现刑事诉讼彻底的司法化     

刑事司法过程的社会效果与社会成本——关于刑事司法效率的思考

刑事司法的高效率不仅仅指司法过程的迅速和司法资源的低消耗,而且指司法过程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成本的最低支付.司法的社会效果与社会成本被忽视,反映出人们司法效率理念的缺陷.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应当注重司法过程的社会效果,防止司法成本社会化.     

略论司法审判之行政化——以刑事审判为视角

司法审判是公民个人为权力而斗争的舞台，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但我国的司法审判却带有行政化倾向，这不仅与我国传统的司法体制行政化相关，也与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审判方式及诉讼理念密切相关。若要使我国的司法审判走出行政化的困境，不仅应该对我国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还应当以现代诉讼模式的构建来实现我国司法审判的中立与独立。     

浅议刑事诉讼中的间接证据

一方面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沉默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刑事案件日益增加,打击力度不够。在这种形势下,要不断加强证据意识,提高运用证据特别是间接证据的能力,深入了解和掌握证据的运用规则和技能,在实践中正确运用间接证据去证明犯罪事实,揭露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