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救济诉讼化之探讨

维护与尊重人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是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在侦查活动中,由于无法杜绝侦查机关违法侵犯嫌疑人合法利益的现象,赋予被追诉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一定的程序性救济权利;或赋予侦查行为一定的可诉性,将侦查救济纳入诉讼化的轨道,则成为一种必然,也是法治社会的大势所趋。     

关于社会救济立法的思考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形成和普遍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我国目前所采用的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缺少必要的经济基础作保障而显得步履维艰。因此,积极建立以社会救济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已是必然。     

论宪法救济的原则

在我国,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是否需要直接适用宪法给当事人提供救济的案件或者事件。这些案件或者事件中所涉及的适用法律还是适用宪法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如2001年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受教育权案、2002年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身高歧视案、2003年的孙志刚被收容遣送案、2004年的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拒绝录用案等。一些学者认为,只有直接适用宪法才能给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一些学者依据立法法的规定甚至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有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这就涉及到在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在何种情形下应当给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又在何种情形下才应当给受害人提供宪法救济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宪法救济的原则。     

The Economics of Disaster Relief

We distinguish among three types of actions that can be taken to alleviate the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s: precautionary efforts (made ex ante), relief efforts (made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a disaster), and recovery efforts (made ex post). We argue that recognizing this distinction lessens many of the problems that the literature attributes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hence expands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action following disasters. Relief is less likely than recovery to generate over‐supply by the government and over‐reliance by victims.     

行政救济制度之完善

行政救济最重要的三项法律制度: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已建立实施多年,随着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三项制度很多方面都已不适应实践的需要。《国家赔偿法》已于2011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也亟需改革和完善。作为同是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的两项制度,有同有异,但具有内在的联系,应该对之作比较性研究,以期这两项制度在保护公民权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中更能实现其积极效应。     

为什么私力救济

本文运用经济分析等跨学科方法 ,从成本、收益、效率、机制、功能等角度对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比较 ,解释了为什么私力救济 ,提出私力救济行动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从私力救济角度切入 ,结合一个民间收债案例 ,本文论及司法和法治的基本问题 ,展现了司法的弊端和改革的紧迫性 ,并指出一些可能的发展方向     

专利法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探析

专利法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是针对被告未来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的预防性救济,其理由是被告极有可能在未来侵权。停止侵权与损害赔偿相比具有谦抑性,因此各国对专利诉讼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施以较大限制。我国法院把停止侵权救济当然化的做法,违背了停止侵权救济的本质要求,因此应加大对停止侵权救济的限制,比如规定把存在未来侵权可能性作为停止侵权救济的前提,并赋予法院适当的自由裁量权来拒绝停止侵权救济。     

秘密监听的事后救济问题解析

刑事侦查中秘密监听措施可弥补传统侦查手段的不足；但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隐私权。基于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理念，对秘密监听行为应当进行事后救济。判断违法监听的标准包括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结合域外经验和我国现实，秘密监听的救济制度包括告知、审查、对违法资料的处理及民事赔偿、国家赔偿、刑事追究等制度。     

司法救助及其中国模式——以《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展开

司法救助的前身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后者与各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具有同一性,而前者在吸收被害人救助内涵后,不再属于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中的特定概念。社会矛盾激化、纠纷解决的司法化以及普遍存在的执行难现象,是司法救助取代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内在原因。我国司法救助以功利主义作为正当化根基,倡导保护生活模式,大幅扩张救助对象范围,实现救助决定权的多元分享,从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点。明确国家在司法救助中的清偿代位人角色,多元化地理解司法救助的正当性根据,确定被救助人权利主体的地位,同时合理地对救助对象加以类型化,是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完善的可行方案。     

国家为何要救济刑事被害人——对东莞地区重大刑事案件的调查分析

对东莞地区五年来1650件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类型、犯罪性质、犯罪主体情况及其家庭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刑事被害人被害事实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目前刑事法律规定的对刑事被害人损失进行救济的手段作用非常有限,绝大多数刑事被害人根本无法得到救济.这不仅使刑事判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刑事被害人群体的司法需求,也影响到司法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更加深了刑事被害人作为维权的弱势群体与政府或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引发出刑事政策观念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在刑事被告人经济能力有限刑事被害人获赔落空的情况下,由国家对刑事被害人弱势群体进行救济就显得特别必要.     

论债务免除的性质

债务免除的性质向来有单方行为和契约两说。单方纳税以权利可得抛弃为其逻辑起点 ,即以对债务人的意思推定为基础 ,其逻辑必然是完全不需要虑及债务人的利益、意志 ,殊为不妥。而契约说则能克服此缺陷 ,又能满足法律实务之需求 ,更具说服力。     

民事审判错案的国家救济路径

由于民事司法中自由裁量权比较大,民事错案认定标准混乱、成因复杂、执行回转程序能够补救一部分被害人的损失,司法最终权威需要确立等原因,我国目前没有规定民事审判错案的国家赔偿制度。然而,对于那些司法裁判行为严重侵害其公平审判权,不适用或者不能通过民事执行回转制度获得充分救济的受害人所遭受的"非正常诉讼风险"——损失,应当开辟国家救济路径。     

行政救济中的和解与调解

和解与调解因具有契约精神,并在行政主体享有裁量权的前提下,得以引入行政救济之中.行政救济中适用和解与调解,具有树立温情行政、高效率、节约社会资源等优点,但也有贩卖公权、寻租等担忧.对行政救济的和解与调解进行制度化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行政救济中的和解与调解,应选择符合我国法律体系的制度模式,并确立应遵守的原则和适用范围.     

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救济权的法理阐释

救济权是基本的法律术语，但是与人们对救济权这一名词的高度熟悉和救济权在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对照的是，对救济权的专门研究很少，甚至迄今为止，关于救济权的为数不多的概念界定仍然是模糊不清或带有浓重的部门法色彩的。基于救济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其依基本法理作出阐释，以明晰其确切所指和作为一种人权的基本属性，从而为救济权保护的理论模式和制度设计给出基本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