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的基层探索——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社区矫正的专业化实验研究

尽管存在社区矫正的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等不同做法,但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体制依然存在着功能分工不清,运行机制不顺,矫正效果不佳等问题.本文通过北京市大兴区的社区矫正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改革实验项目,展示了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基层司法行政的过程,同时实现了基层司法行政体系演变转型的过程.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途径

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力量主要由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存在积极性不强、参与途径不明确、专业素养不能满足矫正需求等问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要做好宣传,完善参与机制,在全社会形成支持系统,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矫正的发展。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模式选择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本质意义在于彰显强化社会安全控制、分担社会责任、发挥社区功能和规范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内在价值。依照不同的标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模式有不同的类型。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模式与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文化特征相匹配,主要有职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职能参与型、志愿参与型和互利合作型五种模式。     

社会工作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的思考

社会的广泛参与性是社区矫正的重要特点,决定了社会志愿者必然是社区矫正中一支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志愿者能否在社区矫正中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社区矫正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力量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匡正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帮扶是社区矫正的显著特征。这既是社区矫正发展的动力,也是社区治理理念的具体表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存在调查评估主体受限、法律供给不足、行政色彩浓厚、参与模式单一等问题,导致社会力量帮扶效果不佳。需要通过合理确定调查评估主体、完善立法、明确社工地位、构建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等途径来激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本土化障碍因素的现实考量

社区矫正本土化是对外来先进行刑文化的一种移植过程,由于社会制度和法律文化背景的不同,这种移植必然困难重重,有成效评估和经验总结的不当、有法律文化结构内在冲突的阻滞、有本土化试验模式的不科学、有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社区矫正制度的抵牾、有认识上的误区与偏差、有自主创新的不足,等等。对这些阻碍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因素进行深入考量,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探究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实现路径。     

社区矫正中的社会性别视角--以上海市××社区矫正对象个案为例

以上海市××街道社区矫正对象为例,通过××街道社区矫正对象个案分析,从社区矫正对象所具有的性别特点的事实出发,研究和探讨社区矫正中从女性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的特点,提出引入社会性别的理论,进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规范化之探析

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表现形式和重要内容,严格社区矫正规范化是深化执法规范化的题中之义,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具体行动。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必须加快立法,提升权威性;整合资源,增强操作性;严格监督,确保实效性。     

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1+X"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构成应采用"1+X"模式.在"1+X"模式下,"1"指矫正官,是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国家公务员,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的刑罚执行、行政管理等工作."X"指除矫正官以外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等,应由社会组织担任,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服务性工作.     

和谐社会下社区矫正之探索——以南宁市社区矫正为视角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兴的刑罚执行方式,在促进刑罚配置结构合理发展、节省行刑资源成本、提高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如缺乏相关经费保障制度的支持、相关的矫正对象科学评估机制有待完善、社区矫正对象接收衔接不到位、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偏低等相关问题,在充分论述社区矫正之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南宁市社区矫正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点带面,以期有利于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社区矫正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探讨——以乐山市市中区调研为例

《刑法修正案(八)》以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社区矫正在立法上予以定义和定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在中国的施行时间不长,紧跟国家司法改革的脚步,积极响应司法改革的号召,社区矫正工作在探索中前进。以乐山市市中区调研的结果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联系全国范围内的相关工作,社区矫正工作还需要健全机构和备置必要设备,科学合理配置人员,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宣传力度,科学、合理地管理务工的社区矫正人员。     

社区矫正实施主体机制的二元建构——以社区矫正法治化建设为基点

《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规定了社区矫正中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二元实施主体,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基础之一。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政府权力过大、赋权落地效果不佳等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只是将社会力量作为“工具性组织角色”而“选择性赋权”,致使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作融合出现了“有形无神”“形神分离”的现象。因此,需要建构政府与社会力量在教育帮扶工作中均衡、对等和融合的共商协作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重心由监督管理的“技术控制”转向具有人文特质的矫正教育,并将社会力量的赋权实质化,使教育帮扶真正在平衡、平等和运行有效的共商协作机制下运行。     

浅谈社区矫正的完善——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社区矫正在刑罚执行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矫正对社会发展和法治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就必须充分利用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不断完善社区矫正作工细节。     

社区矫正中社会力量的培育——对新加坡经验的借鉴与思考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正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新加坡是社会力量参与罪犯矫正的成功典范,其宣传活动、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家庭感化与企业吸纳等社会力量的培育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社区矫正应吸收被害人参与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新阶段,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受国家本位的犯罪观和一直以来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被害人在社区矫正中的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和保障。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是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下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需要,不仅仅有助于帮助犯罪人实现再社会化和保障司法公正,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因此,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意见陈述权以及监督权等权利,以促进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推进和发展。     

社区矫正的司法适用探究——以社区矫正对象为视角

社区矫正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是刑罚轻缓化和刑罚人道主义的现代刑罚理念的具体体现.刑法修正案(八)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社区矫正对象范围予以了规定,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就应当依据法律规定,不能任意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要坚持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注重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对老年社区矫正人员,应当以进行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谨慎考虑开展公益劳动.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流动人口罪犯应纳入其居住地的社区接受社区矫正,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有利于提高他们接受教育与改造的积极性及主动性.     

北京市社区矫正的探索与实践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本文作者直接参与了北京市社区矫正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文章介绍了北京市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积极探索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就进一步推动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的困境与出路——以社会支持网络为视角

社区矫正是预防和补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途径。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正的过程中面临着社会融入的诸多问题,如家庭环境不良、学业或者就业中断、经济状况窘迫、社交断裂或者错位、社会保障缺失、心理承受能力差等。建立稳固的、运行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是解决这些困境的有效途径。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宏观上由官方社会支持与非官方支持构成,微观上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家庭、学校、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志愿者、社会组织与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构成。为建立健全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应提高青少年矫正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改善青少年矫正对象的家庭氛围,创造宽松和谐的社区舆论和人文环境,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并开展适合青少年的特色矫正项目,形成各方面的合力,确保青少年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     

社区矫正中的社会性别视角——以上海市××社区矫正对象个案为例

以上海市××街道社区矫正对象为例,通过××街道社区矫正对象个案分析,从社区矫正对象所具有的性别特点的事实出发,研究和探讨社区矫正中从女性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的特点,提出引入社会性别的理论,进行社区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