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规制——基于政府规制理念的考察

本文从当前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出现的重大问题为切入口 ,剖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之混乱的方方面面 ,进而寻找法律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 ,提出了公司治理结构法律规制的基本理念 ,为《公司法》的修改提出了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参考。     

三阶层犯罪论与四要件犯罪论的区别

纵观刑法理论,其中关于犯罪论的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其中的三阶层犯罪论与四要件犯罪论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比两者的性质、逻辑结构、构成因素等方面,分析四要件犯罪论的优缺点。     

迈向“开放性规制”：规制标准的反思与重构——《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述论

规制理论是经济法学的基石性范畴。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制工具的行动实践,而较少在基本理论层面就规制标准及其评价问题作以反思。探究规制标准问题的逻辑起点是规制的动机与功能。根据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的论述,规制是基于"公益目标"或"私利追求"生成的"市场/私法"失灵"双相矫正器"。好的规制应当被塑造为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自律实践范畴,分别藉由"社会性规制"与"经济性规制"突破市场与私法失灵的"双相障碍"。但是,奥格斯给出的"好规制"标准过分拘泥于"机构自治"的主体性质,而把政府调控视为辅助性措施,这导致其理论内部存在不融贯问题。出现此种偏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认同的规制"良善标准"过分僵化,而"灵活""理性"和"权衡"的形式要求则促使我们将"规制"视作一种待于未来实践不断完善的动态开放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好规制"实际就是"开放性规制"。     

非法集资的法律规制与金融治理对策——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为视角

目前对于非法集资的处置方式主要以刑事制裁和行政禁止为主,然而非法集资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这种法律规制的应对模式显然是失衡的。非法集资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民间金融制度的缺失造成的,应对非法集资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完善民间金融的治理,温州的金融改革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监管中的定位及法律规制——基于海关监管的视角

“区块链+”已经开始延伸到政府监管的应用场景,其有利于提升监管的整体效能。鉴于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监管中的定位及法律规制问题的复杂性,海关监管是合适的样本。区块链背景下我国海关监管存在交易主体虚拟化、交易过程无纸化以及交易信息中心化的问题。为此,需要客观冷静看待区块链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定位,它不仅仅是海关监管过程中的技术增量,也是优化海关监管流程的重要推手,更能够孵化实现海关监管核心目标的创新措施,但也存在着双刃剑的负面效应,应通过确定多维宽容的规制理念、拓展行业协会与企业为规制主体以及鼓励适用柔性规制方法来构建我国区块链海关监管的法律规制体系。同时,我国必须秉承国际视野,把向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完整的、带有普适性的区块链技术政府监管方案作为远期的重要目标。     

我国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政府监管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思考

作为一种新型营销模式,网络直播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如传统经济分析工具失灵、监管理论支撑不力,法律依据未成体系、监管“底气”不足以及监管模式滞后等问题。法和社会学视角下的回应性规制理论倡导纵向的监管策略和横向的监管主体间监管权分配的方案,意在构建出监管机构与被监管者的良性互动,调动各种力量参与监管过程的混合型监管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可以本土化回应性规制理论,坚持包容创新审慎干预的理念,修订完善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法律规则,明确监管机关职权、智慧化监管手段,以构建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新模式,实现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优化。     

金融创新与法律规制——美国证券立法演进的回顾与思考

金融创新与监管规制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难题。美国证券立法的百年历程表明：早期的州立法，是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下，金融产品创新充满欺诈的法律规制，主要思路是保护投资者的基本利益；后来的联邦证券立法，是对美国经济危机反思的结果，对证券业务及其创新的限制，主要思路是维护金融安全、经济秩序；联邦立法的转型，是应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革，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金融创新增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率。在此基础上，揭示其通过立法平衡金融创新与法律规制以维护金融安全、经济效率的理念，包括金融创新是美国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管制与放松是一个漫长、反复的制度变迁过程，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市场机制。尊重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     

公用事业特许与政府规制——中国水务民营化实践的初步观察

水务民营化,某种意义上是基础设施领域“公私伙伴关系”的重构,由于水务行业在特定地区内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自然垄断特征,因此有必要通过招标投标的形式展开缔约前的竞争,并对公用事业特许协议的延展、终止与变更,也适用特别的规则。而出于公共性确保的需要,政府还要对特许后的公用事业予以后续规制,这主要包括价格规制、质量规制、对普遍服务义务和公众参与及知情权保障的要求等四个方面。     

复杂疑难案件下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劣对决——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对决

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具有相同的入罪要素和犯罪构成雏形。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出罪要素上,即前者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出罪要素,而后者没有犯罪豁免事由的出罪要素。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具有明显违反法治精神的缺陷,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并不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更有优势。对于各种类型的复杂疑难案件,并非更换犯罪构成体系即可解决问题,主要应从刑法解释论、罪数形态论、认识错误论、共同犯罪论、违法实质论等其他相关理论来探求解决问题之道。     

行政垄断规制：理由与体系——由“浙江省环保市场垄断案”所引发的思考

行政垄断的制度成因是防范和限制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经济人＂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缺位,由此产生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的发生。不成体系性的立法对规制行政垄断是缺乏效率的,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反行政垄断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应包含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反垄断法和财税法。     

论防范和控制恐怖分子跨境流动的国际法律规制——以“伊斯兰国”为例的分析

在国际人口流动日益快速和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动加速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对国际反恐斗争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目前,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控制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动,但是仍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联合国安理会自2001年尤其是2014年以来陆续发布的一系列安理会决议,规定了控制和防范恐怖分子跨境流动的具体措施和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规定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国际反恐法和各国移民法的未来发展和演变。     

姓名、公序良俗与政府规制——兼论行政法案例分析方法

民众个性的张扬、婚姻家庭关系的裂变、姓名平行现象的激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变迁及信息社会标准化的现实需求,共同构成了当下姓名规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应以公序良俗的维护作为姓名规制的基本目标,通过命令控制与激励指导双重手段的运用,对姓名的结构、长度、内容及变更进行适度规制。案例资源的引入能够极大改变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格局,对案例素材来源和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关注,则能够促使行政法的案例分析迈向新境界。     

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法律实践为例

算法自动化决策为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可能因其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而对某些群体造成歧视。实践中,算法歧视主要表现为偏见代理的算法歧视、特征选择的算法歧视和大数据杀熟三种基本形态。为了消除算法歧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规制措施。从规制的空间维度来看,这些措施包括原则性规制和特定性规制方式;从规制的时间维度来看,包括事后性规制和预防性规制;从规制的主体角度来看,包括自律性规制和他律性规制方式。在司法审查层面,不同待遇审查和差异性影响审查是两种基本模式。强调平衡“数字鸿沟”,抑制算法权力,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家权力的运用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的基本共识。     

论立案调解程序的功能与规制——以立案调解对审判效率的影响为视角

立案调解,作为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处理纠纷的方式,在全国各级法院逐渐普遍应用。随着立案调解实践的发展,其附加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即立案调解可以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从立案调解的四个附加功能角度,即诉前送达程序、繁简分流功能、心理疏导功能、庭前准备功能,可知立案调解能够促进审判效率提高的原因所在。在立法中应对立案调解进行必要的确认和规制,以保证其运行的合法性,更好地发挥其功效,促进审判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完善我国农产品市场的政府微观规制法律制度——基于对当今农产品市场失灵的思考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转轨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机制存在的固有缺陷——市场失灵不断暴露出来,尤其显现在我国的农产品市场上。这就迫切需要完善我国政府的微观规制制度,以弥补市场失灵。本文力图对当今政府微观规制在法律方面存在的协调和整合不够,执法主体交叉混乱,权力分散,权威不够,对市场信息收集统筹的力度不够等问题找出原因和可行的改革道路。     

对不正当比较广告的竞争法规制——基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9条、第14条的实证分析

比较广告由于存在着诸多优点,在各国广告实践中广为应用。然而,其具有的对比特质,也使得应用不当可能出现误导公众、贬低竞争者产品或服务以及不正当利用他人商誉的情况,形成不正当竞争。在司法实践中,由不正当比较广告引发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有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和商业诋毁行为,但我国现行法律并不能完整地对不正当比较广告加以规制。结合个案加以研究,对正确理解不正当比较广告、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或许具有帮助作用。     

作为规制工具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成本收益分析是美国行政法上一项行之有效的规制影响分析工具。在当代行政法中有效运用成本收益分析,不仅可以起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行政规制的作用,而且还能提升现代行政的合法性。通过考察相关案例可以发现,美国司法审查对成本收益分析的态度是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渐进过程,经历了从如果国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就不能使用,到如果国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不使用,再到如果国会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行政机关就能使用的变化过程。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可以通过市场评估法和非市场评估法予以确定。美国行政法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质疑与批判中不断发展完善。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基于对虚假诉讼发生与司法实践状况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在我国频繁发生且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但我国刑事立法中缺乏恰当的罪名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定罪,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评价。虽然各地出台了大量司法性文件以识别和预防虚假诉讼,但这些司法性文件并无法改变刑法存在漏洞的事实,相反,其对虚假诉讼的罪名设定存在争议,部分规定甚至存在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嫌疑。因此,通过确立虚假诉讼罪来规制虚假诉讼至关重要。     

论国际投资秩序中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二元结构——基于中国的实证考察与理论解释

投资者和东道国是国际投资秩序“平衡木”的两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投资秩序侧重于投资者保护,然而,晚近东道国对国家规制主权空间的强调,使得二元主体结构间的冲突重回各界关注视野.中国作为资本输出、输入大国的“双重身份”,迫切要求处理好投资者保护和国家规制二元结构间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实施投资体制改革、践行良好的规制实践,以保持引进外资的“制度引力”,防范国家规制违反国际条约;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开展负责任的跨国投资,保持与东道国间的良性互动,防止跨国投资违反当地立法.对中国而言,在新形势下处理好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利益关系,有必要历史性地微观考察中国历年来投资协定的发展脉络,把握晚近全球投资争端和双边(区域性)投资协定的变迁、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而探讨中国在投资保护与国家规制中的新范式.总之,对当前投资秩序中二元结构的考察研究,这对正在进行国内投资体制改革和参与国际投资秩序构建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