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犯罪样态演化研究

人类体育犯罪史经历了原始体育犯罪样态、古代体育犯罪样态、近代体育犯罪样态和现代体育犯罪样态。在犯罪学视域下,原始体育犯罪主要有体育暴力犯罪;古代体育犯罪新增了体育赌博犯罪、体育欺诈犯罪、操纵体育比赛犯罪等新类型;近代体育犯罪又增加体育中的歧视犯罪和使用兴奋剂犯罪类型;现代体育犯罪形态则呈现向广度和纵深发展的新趋势。     

美国法典化样态与模式分析——兼论美国法典化失败之原因

“法典化”(codification)概念可谓由来已久,最早使用这个名词者该是英国著名法学家杰里米·边沁(JJeremy Bentham1748--1832)。关于法典化具体涵义也一直颇有纷争,眼下流行一种定义：指主观系统性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涉及某特定领域、特殊专题或特别实践方面之判决、法规和法律进行收集和整理的过程。     

论刑法中的行为——从“犯罪是行为”到“犯罪有行为”

刑法中的行为应当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目的支配下的行为。不能用“行为”这一概念去统合犯罪的各种样态,但任何犯罪中都要有行为,从而在其逻辑之下实现从“犯罪是行为”到“犯罪有行为”的转变。行为不再是犯罪的上位概念,而成为犯罪成立所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     

公民型政府:变革时代的政府样态选择

在变革时代,科技的发展、文化的交融、社会风险的增加、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治理时代的到来等为政府样态的选择提供了崭新的时代背景,为了适应这一时代背景,避免政府出现不适、紧张甚至"失败",公民型政府以其模式的参与性、目标的服务性和执政的高效性在变革时代的政府治理中成为了政府的样态选择。本文通过对变革时代特点的梳理以及对公民型政府特征的分析,论述了公民型政府作为变革时代政府样态选择的应然性。     

中国共产党价值理念的当代样态及其实现

政党的价值理念是政党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为保证其政党价值实现所应坚守的真理性观念,它既具有共时性的特点,也具有历时性的面向。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呈现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坚守共产党主体性意识和集体觉悟"以及"组织、动员和信赖人民群众"等理念。这三个面向价值理念的实现有三个路径:其一是向下转化为党员的"工作作风";其二是向上升华为党员的"理想信念";其三是要借助于党组织"法治"的制度形式。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实践样态与实现路径

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适用存在着过程与结果、整体与部分的双重反差,突出表现为:正当防卫在过程层面适用率高,在结果层面适用率低;整体处于相对合理水平,但基层司法机关采纳率更低,适用标准更严苛。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裁判者的因素,也有司法习惯的因素,还有案外考量的因素。落实正当防卫制度需要司法机关在提升司法能力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制定工作,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各司其职,担当维护司法公正的使命,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乡村犯罪样态历史演化研究

选择某一自然村落，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其具有犯罪学启发的标志物进行实体和象征意义上的考察，便于巡视乡村犯罪样态的更替。对传统乡村犯罪样态的历史梳理，能够为现代意义上犯罪类型的研究提供经验素材和比较工具，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当下乡村犯罪的现状及成因的理解。留守村落犯罪的形成需要犯罪学研究者完成从“人”到“地”的重心转移，在发生学和犯罪学的意义上提炼其自身理论。     

论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意识

公众参与作为对当代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有效补充,对于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革新有极大的意义,同时有效的公众参与也会裨益于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效的公众参与离不开良好的公众参与意识,文章从公众参与的内涵入手,对我国的公众参与意识现状和缺位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和研究,以期裨益于我国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研究。     

行刑变更启动程序问题的思考

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行刑变更启动程序既是行刑权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刑活动的重要内容。行刑变更启动程序是一个具有基础性、关键性的重要问题。     

非接触性贩卖毒品案件侦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与新型毒品的不断出现,非接触性贩毒案件的发案率不断上升。非接触性贩毒案件有不同的基本样态,每种基本样态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在非接触性贩卖毒品案件中,大多存在网络数据信息类侦查要素,通讯数据信息类侦查要素,物品、生物检材(鉴定意见)类侦查要素和视频资料类、言词类侦查要素。相应地,在非接触性贩毒案件侦查中也存在两类侦查方法,即常规侦查方法和科技侦查方法,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将两类侦查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侦查效益的最大化。     

宪法实践样态的一个解析——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7—2010年四个工作报告为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供代表审决，代表们依据什么来评判该报告则是宪法实践中必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认定代表的评判标准与工作报告起草依据同根同源，那么显然不能将常委会上一年度工作报告作为基准；因为计划做什么是对象而不是依据。判断常委会一年工作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宪法》第67等条文意旨。按照这些规范来论断常委会四个报告，结论是它实际所做的与宪法规定职责有差异。需要改正工作目标对宪法的偏移，使报告尽可能符合宪法要求。     

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多维透视

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理论基础,八十年来经历了从产生与早期实践、黄金发展、扭曲冷落到再度勃兴的发展历程;从马克思主义陪审思想到列宁的人民陪审思想,经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化实践与发展,形成了我国的人民陪审观。以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弘扬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廉洁,增强司法权威为制度取向,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有了巨大的发展,各地法院的探索呈现出各种改革样态,可以看出人民陪审员制度特有的发展张力。本文透过历史、理论、现实多重角度的审视,理性探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未来发展之维。     

中国制度传统的知识与生活基础

中国制度传统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不从人权立论,这一特征是知识生产方式和经验生活样式互动的产物。主客体交融、互渗的思维模式,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的文化结构,国家与社会的不平衡生活样态,共同缔造了中国的制度传统。     

刑事程序选择权论要——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

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选择相关程序和与程序推进相关事项的权利.此项权利不仅在工具性层面上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而且在应然性层面上具有重要的理性基础.刑事程序选择权的基本样态包括诉讼角色选择、裁判主体选择、诉讼利益选择、程序分流选择,它们有着各自的价值功能.从科学可行的路径出发,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与实践应该扩充甚至创设刑事程序选择权的制度平台和运行空间.     

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与存在样态——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考察

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外在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只能认可而不能创制；一种是内在于国家权力，是由国家权力创制和授予的。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存在样态一般也有两种，一种是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一种是普及化的、为大多民众普遍拥有的基本自由与权利。西方很早就产生了合法性来源外在于国家的自由与权利的情况，但这种自由与权利多是一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和权利。近代英美两国自由与权利的现代化成功转型，源于将这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向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普及和开放，使得这种自由与权利为社会更多民众所普遍共享，进而推动了保障这种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宪政机制的发展；而近代法国自由与权利的现代化转型失败，源于没有将这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向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普及和开放，自由与权利没有摆脱狭隘的特权性和身份性限制，没有为社会广大阶层所普遍共享，进而也就无法推动保障这种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宪政机制的发展。     

表见代理中本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及其行为样态

表见代理制度中本人的可归责性是其承担履行责任的正当性依据,其特点是并不以主观过失为必要,而是以过失为中心上下挪动。对本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必须斟酌多种因素特别是结合相对人的信赖合理性进行弹性化处理。本人可归责性的行为样态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刑事拘留的历史嬗变及其新发展——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重新定位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推开,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增加了"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经采取留置措施的职务犯罪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应当先行拘留"的规定。这一规定不仅实现了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耦合式衔接,而且赋予了刑事拘留全新的内涵。在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权与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权两种权力谱系下考察"刑事拘留",会发现其呈现出"双向并存、独立运行"的差异化样态与"诉讼保全、转型审查"的权力价值功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先行拘留权,彰显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审前功能主导者""刑事司法管理者"的重要地位。     

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研究

区分制是相对于单一正犯体制而言的一种共犯制度模式,其特点在制度外观上表现为在总则中为参与犯设定专门的处罚条件,在制度内涵上表现为将参与犯与实行犯区别对待。在大陆法系国家,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有区别参与犯样态规定处罚条件,对应规定个别化处罚原则、区别参与犯样态规定处罚条件,等价处罚、统一规定参与犯处罚条件,等价处罚、统一规定参与犯处罚条件,按照参与性质和作用确定处罚等具体立法样态;主要英美法系国家的共犯立法也属于区分制模式,其通过未完成罪和狭义的共犯两种不同的刑事责任原则为参与犯设定处罚条件。     

公众监督简论

公众监督的实现与保障机制的建立,是有效遏制腐败、防止公共权力异化滥用的重要途径,也是在自觉 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与归 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