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论法治道路、理论与体系的拓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命题的提出,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方面得到了全面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法治道路上的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西方法治理论优秀成果的学习与借鉴,更是对西方法治理论的拓展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命题、新概念,既是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拓展与超越,更标志着执政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升华到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密切联系的新阶段.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方略和实践

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创立新思想,形成新方略,引领新实践。"八个明确"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十四个坚持"精准概括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定位和基本方略。如何将"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创造性地运用于法治领域并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指导思想、基本方略、实践路径,是当前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方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探索性地把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方略新实践概括为保持法治定力、发展法治理论、提升法治方略、拓展法治道路、深化法治实践、统筹法治改革、建设法治强国、加强法治领导。     

法治的亮点、重点与难点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个。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特色、标志与方法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既具有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构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样式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正是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西方式法治现代化的不同。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以及党和国家二元并存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法治的现代化,没有法治这一方法作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总方法,具体需要遵循两种法治方法：一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法治化。     

法治的刚性、柔性与东西方法治模式的比较

本文将法治模式抽象为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两种 ,对它们的内涵与特点作了分析和比较 ;认为西方的法治思想和实践比较倾向于刚性法治模式 ,但是 2 0世纪以来西方法治模式在刚性的基础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柔化 ;相比较而言 ,东亚一些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比较重视法治模式的柔性因素 ,但是过多的柔性因素将会损害法治的效果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标准问题研究——兼论我国法制良善化、精细化发展的时代任务

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法治一体建设的路向和课题值得认真研究.由于复杂历史原因形成了还不完善的我国现行法制体系,如何实现法制的良善化、精细化已成为深入转型发展时期的时代任务.在全球法治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世界正义项目和法治指数运动,给予人们许多启发.从法治建设诸项标准的理据分析和实践探索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既有创新成果和成功经验,也有认识误区和负面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坚定方向、改善前行.笔者提出的法治一体建设的评价标准之基本构想,旨在为深入研究解决法治一体建设标准提供参考思路.     

厉行司法独立是加强、完善和发展党的领导的必由之路

实行党的法治领导,应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的核心。实行党的法治领导要求厉行全党服从中央,坚决克服一切地方保护主义,包括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这就必须厉行司法独立,服从党中央领导制定的、具有全国统一的效力的宪法和法律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法治区别于人治本质特征,也是党的法治领导的根本特征,是加强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最优化决策。由于党的核心领导与司法独立形成良性循环,使二者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显示我国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具有比资本主义法治更大的优越性。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途径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论我国文化法的场境、意境与面向

我国文化法是一个立足中国国情,调整中国文化领域社会关系,旨在保障中国公民文化权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规范体系.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奠定了我国文化立法兴起的场境;我国文化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拥有的价值与功能证成了其存在与强化的意境.而在建立健全我国文化法体系的过程中,最基础的环节在于明确文化法的中国面向,让中国文化滋养文化法、中国国情内化文化法、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涵摄文化法、中国公民诉求催生文化法.如此,我国的文化法才可能在促进法治中国与文化中国建设中发挥现实效应.     

反思法治文化：标准、困境与路径

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标准问题研究——兼论我国法制良善化、精细化发展的时代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行法制体系尚未完善,如何实现法制的良善化、精细化已成为深入转型发展时期的时代任务。在全球法治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世界正义项目和法治指数运动,给予人们许多启发。提出法治一体建设具有重大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发展意义。建设法治国家是根本任务和远大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建设法治社会是基础任务和普遍要求,它们的建设标准有同有异、互系互动、异曲同工。法治国家是现代社会中     

浅析宪政、法治、民主和共和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二者存在一致性,但区别亦很明显。民主是宪政、法治、共和的基础,民主应当受宪政、法治的制约,法治支撑了民主秩序,克服了多数人暴政的倾向,共和应当是民主的目标,但二者又有区别。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     

市场、道德与法治

市场竞争是否必然带来社会道德的沦丧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寻求法治与道德的契合点 ?本文在分析了市场经济下的道德现状 ,以及法律对道德的积极作用后 ,从健全权力约束机制、完善竞争法律、建立危难救助制度和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四个方面 ,就以上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论分权、法治的宏观调控

对“宏观调控”概念的界定,决定了宏观调控法制建构的差异。宏观调控应当遵循“分权”和“法治”的基本原则。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分权制衡和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调控权的合理划分,是有效分权的基本条件。宏观调控必须法治化,但是通过具体立法“固定规则”是不可行的,关键是对宏观调控主体适当赋权,由其根据形势和调控目标“相机抉择”或自由裁量,并将其纳入问责体系,凡宏观调控决策或行为超出合理专业判断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人就应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内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