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从"一元管理"到"多方联动":我国环境教育管理的演进、困境与对策

多元参与主体的关系与参与管理的运作形式是环境教育管理落实到实践层面的重要方面,通过梳理我国环境教育管理机制的发展历程,发现政府机构、学校与民间组织的协作关系由一元管理逐渐走向多方合作,但协同的过程还存在政府绝对主导、各方话语权较小的弊端。从机制环境、主体关系、协作过程、评估监督四个方面构建环境教育协同管理机制,有助于政府机构推进环境教育方面的改革与发展,使多元参与合作管理从简单的互动逐步走向深层次的联动的新局面。     

算法治税：人工智能时代税收治理的范式优化与架构设计

数字经济的崛起正加剧征管资源有限性与纳税人生产活动复杂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以数治税不应只关注纳税人遵从度指标。当前税收治理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征纳成本，减少监管障碍。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治税已成为税收治理的必然趋势。通过税务执法智能控制机制降低税收执法成本、通过税收政策智能推送机制改善税收遵从成本、通过税务风险智能监管机制重构税务监管思路，算法治税将实现税收治理质的飞跃。随着算法治税的基本思路被税收征管改革文件明确，当前阶段应在宏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地位，在中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价值位阶，在微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规则，以确保算法治税顺利嵌入现行税收行政体系。     

数字时代的人民法庭制度及其功能定位

智慧法院建设的纵深推进，给人民法庭制度的存续基础带来严重冲击。一方面，司法信息公开激发的“同案同判”需求让实质性解纷目标难以实现，司法数据的协同共享打破了“一体化”治理的传统模式，从而使人民法庭的治理职能遭遇挑战。另一方面，要解决人工智能裁判带来的认知障碍，化解在线诉讼导致的司法权威认同危机，需要发挥人民法庭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优势，这为人民法庭的司法便民功能注入新内容。数字技术对人民法庭制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在推动其制度功能向维护稳定的规范性预期回归。在阶层化的多元纠纷解决体系中，人民法庭将通过对解纷主体、解纷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管理，确保非诉解纷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论英国"协同政府"的理念及对中国的启示

"协同政府"是一个在英国学界经常讨论的前沿性治理模式,影响了1997-2010年英国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本文旨在分析"协同政府"治理理念的起源、性质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此理念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智慧法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宣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求法治现代化。算法能力的不断提高,大数据的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科技的飞速发展,成为国家智慧法治的重要科技手段。科技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不断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拓展法治的重要实践路径,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智慧法治进一步稳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形塑公民的主体思维,以及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必然面临的重大社会变革,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宣言。国家治理是现代科技应用的重要场所,不断深入整合现代高端科技,塑造国家治理的科技路径,使之成为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科技引擎,演绎现代法治发展的重大历史篇章。     

"犯罪治理"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的若干思考

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现行立法对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皆持“二元论”的立场,即一方面为惩罚犯罪,一方面为保障人权,并没有把“犯罪治理”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目标。从刑事政策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程序设计并不妥当。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考虑赋予诉讼程序在治理犯罪方面的制度功能。     

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三治"融合路径的实证研究

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关注的重点,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本文从风险治理视角出发,以Z市某市政道路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项目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识别该项目的 社会稳定风险.结合实证数据可知,当前社区面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分散治理现状.原因在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微观层面...     

知与行、法与治--感悟司法与治理的传统智慧

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我们应从传统智慧中知古鉴今、经世致用,理清司法与治理的关联性、互通性、统一性,完善司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不亲小事与胸怀大局。西汉“丙吉问牛”而不问杀人事件,乃因百姓斗杀自有地方司法官员办理;而丙吉为宰相,当知民以食为天,故从早春时耕牛行未至远便喘粗气而洞察天时,以预作丰灾年景之备,所谓“不亲小事”,非以斗杀为事小,而因民生事大,应查气候之微变、固农耕之国本。     

论保险"霸王条款"的治理

保险"霸王条款"是保险公司严重违反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表现,是利用自身优势强加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不平等条款,严重侵害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阻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从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加以规制.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警务的发展与思考

大数据背景下公安机关发展智慧警务建设是未来警务发展的趋势,是落实国家发展公安机关发展智慧警务和人工智能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共建美好家园的路径之一。总结了我国公安机关当前发展智慧警务的实践探索成效,进一步深入剖析当前警务机制改革在大数据建设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在智慧城市的框架下完善智慧警务的发展策略。建议智慧警务建设应明确总体技术架构,加强数据源头采集简易化、智能化,加强系统安全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实现智慧警务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以助力提升公安大数据综合运用水平。     

论村委会直选中的"贿选"界定及其治理

村委会直选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直选中出现的“贿选”现象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模糊认识，严重影响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本文探讨了“贿选”的成因和法律界定问题，提出了综合治理“贿选”的途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村民的需求层次；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完善制度，降低权力寻租预期；建立和完善竞选者的竞争、监督和制约机制；规范选举程序，使竞选者不能“贿选”；将“贿选”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增加贿选成本；建立司法救济。     

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

当下,对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应基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哲学层面进行反思,为此提出问名、问需和问策这三个"时代之问"."问名"即人工智能法学的身份之问,"问需"即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之问,"问策"即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之问.就名称而言,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或"(计算)数据信息+法学",而是由"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独立新型学科.从内涵来说,人工智能法学需要探讨"法治实践的智能化"和"智能技术的法治化"这两大维度及智慧法治理论与实践等六大领域.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法学应贯彻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正确认识"未来法治",注重法学的实践性和新文科建设的内部整合.未来我国应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全新的二级学科人工智能法学,以彻底解决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并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法治实践智能化方案.人工智能法学始终是"面向人"的研究,其实质是"AI+HI"(人工智能+人类智慧),它永远是且只能是"以人类为本".     

论单位受贿罪"账外暗中"的若干问题

随着我国政府加强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商业贿赂的手段不断翻新.用规避"账外暗中"的方式以逃避法律制裁,是其中之一.我国要加快反腐倡廉的进程和提高反商业贿赂的质量,单位受贿罪中的"账外暗中"方式应予以取消.     

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下的农民参与"新农合"分析——以内蒙古姚村为例

以往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的研究缺乏从农村社区治理视角的分析。以内蒙古姚村农民参与新农合为例,从社区治理模式转型这一视角分析农民在参与新农合制度中存在的不足,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在由宗族型向由自治组织型的转变中,农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参与决策制定、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掌控方面存在缺乏组织依附、自我管理差的不足。加速自治组织的完善,克服农民的原子化倾向,提升农民社区参与程度,才能保证惠农支农政策的实施。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初探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就是要让所有通过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而为企业的财富创造做出过贡献的产权主体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我国的公司治理存在许多问题,而"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