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定位和建构路径——基于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契合性的分析视角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存量基础之上提出并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才能保持自身的发展性、先进性、科学性。从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契合性来看,随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在阶层结构、利益诉求和价值体系三个方面的深刻变化,需要通过建构"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二者的有机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定位。结合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契合性,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的有效建构,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下,从构建"主体吸纳型意识形态"、探索"利益融合型意识形态"和培育"价值包容型意识形态"这三个主要方面来积极稳妥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状、问题及提升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政治权威、民主治理、健全法治、强化政府责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要素。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在执政党政治权威塑造、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全面依法治国、强化政府公务人员责任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问题。因此,新时代条件下,必须着力从健全领导制度体系、提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水平、妥善处理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优化政府责任治理结构、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等方面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论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逻辑。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治理的多元化、复杂性、法治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使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多重压力与挑战。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出发,从视野、理论、价值、实践等四大维度推进创新性探索。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结构清晰、要素协同的有机整体,其现代化的逻辑形态是理论价值、历史规律和实践经验相互作用与内在融合的结果,展现出超越其他既有现代化模式的显著优势。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和中国式现代化一脉相承,离不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科学指引;从历史层面看,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现代化长期探索中开创的一条契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基因同根相连;从实践层面看,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定位生成,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符合中国特色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目前,我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此,要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必须从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方式和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着手,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善治";建立协商民主型治理结构;建立"分权—合作"型治理模式;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治理科学化;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危机防控能力。     

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党的政治建设:历史逻辑、范式创新与体系架构

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重大命题。党的政治建设不仅与"现代化"视野中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相联动,而且统摄"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政治建设的生长要素与型体结构。党的政治建设范畴的提出,促进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结构优化和形态跃升。党的政治建设体系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相统一的党内政治权威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内政治价值体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政治制度体系,以"四性"为特质的党内政治生活体系,以"三位一体"为结构范式的党内政治文化体系,以"四自"和"四力"为主体的内外兼修的政治能力体系,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目标的党内政治生态体系。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制度要求——现代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它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完成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这一战略性支撑载体,进而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政府依法管理和社会有序参与"的三个社会目标。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需要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机制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营造。政治权力要与民主权威相配,才能生成结构性营造的中轴性要素。否则缺乏权威的政治——行政系统就会失去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也会缺失人民参与所形成的政治认同。     

民间组织化权威视角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审思

农村社区基层各方利益博弈日趋复杂化,农村社区基层治理权威不断分化,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新一轮治理困境。政治权威日渐消解。必须改造传统农村政治结构与权威形态,保持政治权威的正功能和向心力,使农村政治权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农村社区基层社会治理方能步入良性循环。     

浅议党的政治建设的三重维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

政治建设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工程。从价值维度看,党的政治建设能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的撬动点,对于有效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具有基础性作用;从理论维度看,党的政治建设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强化全体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从现实维度看,党的政治建设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全局导向,探索制度与文化互动的建设方法,建立长效机制,将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紧密结合。     

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本文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化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政治权威。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建构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政治信仰、态度以及为维持该政治体系的结构所体现的共同行为模式和制度规范.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是政治文化功能与作用的强化,而且其本质上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我们应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建构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政治文化系统.     

政党治理的现代化难题: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转型分析

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信息化时代的外部生态深度变迁引发政党治理模式"是否转型"与"怎样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转型需要重视"信息化与政党转型间的适应关系","均衡政党治理对象大众化与政党权威间关系","政党组织内的沟通‘赤字’与权利政治之间的错位"等三大难题。集"领导"、"执政"、"服务"责任和功能于一身,中国共产党重塑政党软实力通过"收缩"组织权力边界与"调适"组织属性,实现政党内部结构、功能与程序的适应性变迁。但是,政党治理现代化趋势下,政党角色变迁的适应、政党规模与成员的吸纳、政党代表职能的自律等难题,促使执政党软实力转型,面临"合法性困境导致的转型风险"与"权利困境诱发的参与风险"。化解这些风险需要适应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从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两方面进行创新。     

新时代加强政治安全的三重逻辑探析

政治安全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根本性内容,从价值逻辑上来看,政治安全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关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从现实逻辑上看,加强政治安全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四个方面的挑战。从实践逻辑上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用"四个自信"引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等方式,加强政治安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根本保障。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大国治理中的领导小组:一项治理机制的演化与精化

领导小组是中国国家治理工具库中的一项关键技术性机制。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领导小组机制的整体发展演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个体到体系"、"从体系到全面"三个主要阶段。在实际运作中,领导小组机制精化为模式化的组织架构、集成化的功能配置、协同化的机制组合等特质,并衍生出权力权威的非均衡聚集、资源投送的分化离散的双重效应。为更好地契合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领导小组机制需要在法治化、标准化、公开化等方面持续提升。在迈向一项成熟而定型的现代化治理机制的道路上,领导小组机制尤其需要逐步实现"名实相符",精准确定自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真正方位。     

权威政治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东亚国家和地区 (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 )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 ,权威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过程 ,对于中国现代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权威政治及其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中的功能 :以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例权威主义是指一种统治形式或拥护这种统治形式的哲学。在此种统治形式之下 ,统治者可把其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 ,而全然不顾社会成员的意愿。这种权威主义在西方和独裁主义是相同的 ,从这一点上看 ,权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含有贬义的成份 ,这与近代以来民主的价值观念在西方越来…     

“动员式政治”“日常政治”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探索与实践是在国内外历史环境与当今政治生态双重交错中逐步展开。传统中国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有"君主"而没有"民主",中华帝国与西方封建制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有很大的区隔。近代以降,在"冲击-反应"的模式下传统中国被迫拉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五四运动"成为当今中国民主进程的滥觞,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运作机制"动员式政治"一直沿袭到1980年代末,中国民主遭受挫折、困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增强,中国政治生活逐渐向"日常政治"转型,通过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民主途径的探索和创新实践,逐步推动和实现人民民主和国家民主。     

新时代发挥法治治理效能的路径

法治的运行结构"立法—执法—司法"与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权力—治理规范—治理效果",都蕴含着法治的治理效能。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应重视从治理结构中发挥法治的治理效能。充分调动治理主体,合理配置治理权力,有机整合治理规范,精确反馈治理效果,是构建法治的治理结构并从中发挥治理效能的重要措施。探寻新时代发挥法治治理效能的路径,必须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我国法治的理论建构、制度建构和话语建构。     

德治科层与超越科层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经验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区别于建基于法理性权威基础之上的科层制理想，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以“科层为体”的法治基础建构和“德治为用”的权威治理协调机制，构成了德治科层的本土类型，实现了大国治理传统和科层制经验的融合与转型。近年来，由于缺乏对德治科层现实情境的认识，在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出现了科层理性扩张和德治权威消减等现象，造成了形式主义、基层负担过重等问题。基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注重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在治理精细化的同时充分发挥德治权威在大国治理中的积极意义，保持科层治理的规范性、灵活性和整体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