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哲学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中,"存在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但"存在论-本体论"始终是欧洲哲学的难题;这种局面因康德的"本体不可知"有所扭转,发生了"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但因限制"知识"在"感觉经验"范围内而未能彻底完成。黑格尔接续康德的工作,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以"知识论"涵盖"存在论",彻底完成了"知识论转向",但造成了传统"存在论"被"知识论"吞噬的结果。克尔凯郭尔立足欧洲哲学传统,通过"瞬间"概念,把黑格尔概念式的"存在"再次拉回到"时间"中,使"存在"成为"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开启了当代欧洲哲学"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的道路。这个从"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而是从深层次上向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归。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当好机关干部应做到“六要”

当好机关干部要处理好六个方面:"大"与"小"要干得好。"上"与"下"要把得准。"劳"与"怨"要受得住。"严"与"细"要抓得实。"谦"与"和"要做得妙。"得"与"失"要看得开。     

苏轼绘画“形神”观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苏轼的绘画"形神"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后人对他的"形神"观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以为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一味地否定"形似"强调"传神"。其实,这并不是苏轼对"形神"的真正看法。根据研究表明,苏轼非常注重"形似"对于"传神"的重要作用,认为"形"与"神"是一件作品的两个方面,舍弃"形"不可能另外求得一个"神",求"神"当在"形"中。因而惟有以"不落两边"的方法对待绘画的"形神",才能创作出一件作品的"实相"--"形神两全"的圆满境界。苏轼的这种"形神"观具有佛教"中道"思想的精神。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私”化:单位制度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肇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形塑了传统的"单位社会",在单位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单位人通过社会交往创造了基于正式制度之上的"社会空间"——单位"社会"。在"人情"与"面子"的交织中,单位"社会"呈现出了"制度"与"关系"相互作用下的权力"私"化运作逻辑。单位"社会"的关系有着并联的私密性与串联的单向性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反思单位"社会"的运作机制,有助于重新认识单位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空间。     

启蒙的精神与精神的启蒙

分析康德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结合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以及黑格尔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可以看出,启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识",而是"道德"和由"实践理性-道德"引导下的"勇气"。"启蒙"之所以强调"勇气",乃在于"启蒙"不仅是"知识之积累",而且还在于"道德"之"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启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启蒙"。于是康德强调,启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摆脱自己加于自己之上的枷锁,因而启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启蒙精神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不仅有权设定界限,而且也有权超越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种自由精神。     

上海交通“钓鱼执法”探析

由于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黑车"猖獗一时。为了遏制"黑车",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取证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面对"取证难",政府机关决定奖励举报者,却无意中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导致"钓鱼执法"现象。"钓鱼执法"的深层次原因是执法权力的"传声污染",而非坊间广为流传的"利益链"说。"钓鱼执法"对和谐社会建设和诚信政府建设都有较大破坏作用。采取适当措施,杜绝"钓鱼执法"势在必行。     

关于党的十八大精神“三进”工作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是高校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三进"工作需要高校各有关部门形成合力。"三进"有各自的特殊性。"进教材"是整个"三进"工作的起点,"进课堂"是"三进"工作的关键环节,"进头脑"是"进教材"和"进课堂"所要实现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务。且"三进"亦有各自的具体要求。     

“现代中国”观念的再建构(下)——“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复合性构造

作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本土宇宙论",其构成要件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论述。将"中国文明"的"时间"表述为一种作为"横向时间"的"时势",将"空间"按照传统"中国文明"的"天下观念"并进行区域的再划分,从而把"中国"重新定义为一个"文明体"。     

负责任主权:理论缘起、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

"负责任主权"是当前国际关系主权理论面对的新议题,这是主权理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嬗变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源于主权概念之历史逻辑与内在的"正当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应对当前全球问题的一种理论选择。"负责任主权"理论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理论的单纯挑战或背离。在从"权利"、"控制"与"能力"视角走向"责任"视角的过程中,"负责任主权"实际上与主权的特定历史传统(如"大国责任")一脉相承;同时,它在概念建构过程中也逐渐丰富其内涵,从最初的"保护"、"预防"与"反应"功能扩充到"构建/重建"乃至于"关怀"功能。当前"负责任主权"研究逐渐体现出"自由论"与"社群论"两种不同的责任观。作为一种新框架,"负责任主权"已经在结构、逻辑、标准、内容与层次方面展现出若干理论特征。尽管面临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负责任主权"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中国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困境,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论现场勘验笔录制作方法

现场勘验笔录是重要证据性文书。制作现场勘验笔录要写好"填写"语、"定位"语、"四至"语、"接物"语、"立体"语、"过程"语、"聚敛"语、"性状"语、"图数"语、"鉴定"语。     

“政法”与“法政”概念辨析

对"政法"、"法政"概念的解析是必不可缺的理论工作。民国时期,"政法"与"法政"概念并驾齐驱,交相辉映,新中国成立后,"政法"概念取得优势地位、"法政"逐渐成为遗落在岁月烟尘里的语言。"法政"与"政法"概念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政法"概念是认识当代中国政治法律现象的重要语词工具。     

极权主义何以是一种伦理的“恶”——与齐泽克一起聆听“极权主义的笑声”

齐泽克对"种族屠杀"和"假审判"的分析表明,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从拉康后精神分析的微言大义看,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不可能性的实在界"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缝合点上的悖论,即伦理的"不道德"。齐泽克-拉康的"第四种伦理"预设了一种"驱动力的伦理"和一种"后革命"的妥协立场,它并不提供斩杀极权主义"巨龙"的"屠龙刀",其孜孜以求的"极权主义笑声"更类似于一种"翻墙术":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避开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陷阱,那么,至为重要的乃是,通过保持欲望的鲜活和永不放弃的对他者欲望的抵抗,翻过极权主义的"围墙"。     

“感性世界”的挑战

近代欧洲哲学继续"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突破,确立"感觉经验"的"权利"。而为使这个"权利"不流于一时之"思潮"又"重新"被"神学""窒息",哲学家为"建构"一个"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培根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论"体系,使"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有一个"哲学理论"的支持;霍布斯-洛克将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精神贯彻到"社会-国家"问题中去,在社会层面,推广了"理性"为"社会-自然""立法"的工作;而在法国,卢梭则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开启了"理性"为"自由""立法"的"程序","等待"以后的"完善"。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观念的比较

关于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观念产生差异的根源,长期以来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借鉴和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时,有必要研究清楚"法自然"与"自然法"、"权利"与"义务"、"正义"与"秩序"、"司法与立法、行政合一"与"司法独立"中西方不同的法理观念被借鉴和移植的法律文化的特点。     

公安“大情报”工作机制的建设思路研究

情报主导警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警务革命的新潮流。建构符合我国本土特色的公安"大情报"工作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为此,必须贯行"一个倡导"和"五个确保"。"一个倡导"是指倡导情报在公安工作中的"先导性"理念。"五个确保"是指:一是确保公安情报收集机制的"基础性"地位;二是确保公安情报研判机制的"关键性"地位;三是确保公安情报共享机制的"拓展性"地位;四是确保公安情报应用机制的"效益性"地位;五是确保公安情报奖惩机制的"保障性"地位。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公共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整合论纲

公共政策资源是"有形性"与"无形性"的结合体、"可再生性(无限性)"与"不可再生性(有限性)"的结合体、"专有性"与"共享性"的统一体、"不平衡性"和"平衡性"的统一体。公共政策资源的整合必须坚持"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公平与效率结合"等基本原则。     

关于挪用公款罪立法解释的理解与思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在"归个人使用"的含义上将"个人"与"单位"作为同位概念提出来,是对挪用公款罪传统认识的突破。同时,对该解释的"个人决定"、"以个人名义"、"以单位名义"和"取谋个人利益"要加以正确理解。     

现代性、后现代及其中国语境——以“话语”和“制度”为视角

现代性和后现代有复杂含义并指涉不同论域,可以"话语"和"制度"两个层面作一解读。中国现代性生成是调节和舒缓"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的过程。后现代从"话语"和"制度"层面解构着现代性,但更体现为一种"话语"主张,在"制度"层面不具操作性。后现代作为一种话语,对于舒缓中国现代性实践中的"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起着"嘲讽"和"临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