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和埔诏县委不同于饶和埔县委

据罗壮丹同志回忆:平和暴动之后,饶平、大埔、平和三个一的县委先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各县委部分领导同志牺牲了,部分领导同志分散活动,部分领导同志转移到边区诏安县来。当时,温仰春同志通过地下党工作同志的关系,到诏安县官陂厚安村文圃学堂任教,做为落脚点,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后来,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中共东江特委派何丹成(一名刘锡     

饶和埔县委与饶和埔诏县委历史称谓考析

<正>经过党史工作者多年来对历史资料的不断发掘,对史实的周详缜密考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饶和埔诏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和贡献已经昭然于世。据此,平和、大埔、诏安三县先后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中央苏区县"。然而,当人们在翻阅历史文件,查证饶和埔     

饶和埔诏县委、苏区始末

1928年,革命烽火燃到诏安,秀篆石下、老虎坑村成立了农民自卫团。1930年冬,农民自卫团派人参加广东凤凰山农民武装骨干训练班。1931年2月,由于许多革命者惨遭杀害,广东饶平、大埔等县的革命力量遭到削弱,县委机关和武装力量转移到诏安秀篆石下一带,领导4县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刘锡山、余丁仁、谢卓元、张华云和荣洁到秀篆后,建立游击团部,农民自卫队改编为赤卫队。年底,余丁仁、李树知、游章堤代表饶和埔诏县委,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们回来后,着手准备成立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并刻了“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大印(现存省博物馆)。1932年4月,中央红军一举打下漳州,极大地鼓舞了县委和4县人民的革命斗志,饶和埔诏苏维埃政府于1932年5月底在诏安秀篆石下成立。主席余丁仁,委员刘锡三、谢卓元、刘达三、陈达塘、游     

饶和埔诏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关于夏收斗争与“八一”的工作布置

<正>(1932年夏)……N、扩大红军:在目前革命形势发展中,大会要求各地党部以十二万分的精神来执行大会对扩大红军的决议,应立即动员最高限度的扩大红军,应照大会所规定的数量,在夏斗与"八一"中就要实现起来。对于第三连应加以整顿红军的政治与军事的     

饶平是饶和埔诏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即将迎来建党89周年之际,中共饶平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庆祝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大会,我能应邀参加今天的大会,感到十分荣幸。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为新中     

饶和埔诏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秀篆镇石下村朝源楼敦敬堂

<正>石下村位于秀篆千米高山——龙伞岽西麓的一个穷乡僻壤。上世纪20年代,这里90 的田园和山地都被地主占有,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1928年起,革命烽火燃到了石下,石下人民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是诏安苏区早期的红色基点村之一。     

乌山,星火燎原——纪念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成立78周年

<正>~~     

制造通货膨胀预期不可取——兼与沈立人同志商榷

一、改变预期有可能导致从通缩跳向通胀时下,为了扩大内需,阻止经济衰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项接一项地出台。最近,又有人提出“搞点通货膨胀”,并以多种理由证明其“有益无害”(沈立人:《能否搞点通货膨胀?》,《内部文稿》1999年第19期)。我以为此论实不足取。面对中国当前特殊的经济背景,必须高度警惕通货膨胀。主张“搞点通货膨胀”的同志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想用多发票子的办法消化存货,刺激经济,但是“适度通货膨胀”的     

中共闽粤边工作委员会、饶和埔诏革委会旧址——霞葛镇厚安村“文圃学堂”

<正>"文圃学堂"位于诏安西北山区的霞葛镇厚安村。这里山林茂密,交通不便,地瘦民穷,革命基础较好。自1928年起,闽粤两省国民党重兵便大肆"清剿"革命力量,饶平、平和、大埔、诏安四县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积蓄革命力量,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转移到诏安西北山区边     

关于检验实践的标准问题——兼与梁勋同志商榷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检验实践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明确检验真理标准的基础上,弄清检验实践的标准是很有必要的。不仅有它的理论意义,更有它的现实意义。列宁说过,实践标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所为,它本身也有个要接受检验的问题。什么是检验实践的标准呢?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探索和研究。梁勋同志在《争鸣》杂志1988年第2期,发表《检验实践的标准》一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一些问题仍值得商榷。 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体实践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由具有崇高威望和握有最大实权的     

抓住主要矛盾 深入推进改革——兼与乌杰同志商榷

指导改革的方法论原则涉及改革的战略选择,中国的改革以怎样的方法论指导,对于改革的成败得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里发表的顾乃忠同志的《抓住主要矛盾 深入推进改革》是一篇就中国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同乌杰同志商榷的文章.乌杰问志关于改革方法论的谈话发表于1993年11月24日《光明日报》.两篇文章对中国改革的万法论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本刊在发表顾乃忠同志文章的同时全文转载乌杰同志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被访谈录,以供读者比较和思考.我们相信,关于改革方法论的讨论,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关于建宁战斗之我见——与黄少群同志商榷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上发表了黄少群同志一篇题为《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几点新议》的文章(以下简称《新议》)。读后颇受启发,但我们对文章中有些观点和史实有不同的看法。下面仅就第二次反“围剿”中有关建宁战斗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以求教于黄少群同志以及党史和革命史界的朋友们。一、关于建宁战斗该不该打的问题     

再论廉政保证金的可行性——兼与吴迪同志商榷

笔者曾在《红旗文稿》2005年第3期撰文认为,虽然廉政保证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反腐举措,但是它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且我国尚不具备实施这一制度必要的制度配合,所以目前不宜急于推行。吴迪同志在本刊21期对拙作提出了不同看法。结合当前尽管社会公众对廉政保证金     

制度的价值探析--兼与江荣海同志商榷

本文从人类价值观演变史及其制度价值观演变史的角度,研究了制度价值二元性的矛盾,提出制度价值评价的二元标准,并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评价提出不同观点。     

此路不通——与杨承训同志商榷

怎样搞好国有企业,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杨承训同志提出的“以设集体股为突破口优化国有经济”是其中的一种。不过,这种方案并不新鲜,已故经济学家蒋一苇10年前就提出过。蒋一苇同志不叫“集体股”,叫“企业所有制”,提法不同,性质没有什么两样。据闻蒋一苇同志还曾把他的主张在一部分企业中进行试验,结果是除了造成国有资产流     

关于项英、陈毅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几则史实的考证——与李良明同志商榷

《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第4期刊登了李良明同志《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一文。该文对项英在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期间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尽管文章对项英在主力红军长征后领导中央苏区军民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没有阐述,但仍不失为一篇对于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有参考价值的文章。     

也谈“少共国际师”——兼与方培虎同志商榷

《党史博采》1996年第4期刊登了方培虎同志的《少共国际师——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以下简称方文)一文,我们读后获益匪浅。但文中有几处提法是否确切,值得商榷。我们愿与方培虎同志共同探讨。 一、“少共国际师”是何时成立的? 方文中所阐述的“少共国际师”成立之原因及过程,我们的看法与之相同。但方文认为“少共国际师”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应创新经济手段——兼与刘长发同志商榷

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不断强化多项有效措施, 加大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但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深思,究竟如何大力创新手段,深入推进当前我国的反     

也谈闽浙赣省委称谓问题——兼与郑澄桂同志商榷

《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4期登载了郑澄桂同志《闽浙赣省委称谓究竟始于何时》一文(下称郑文),对闽浙赣区党委改称闽浙赣省委的“起始”时间作了新的考证,否定了他自己原将改称一时间判定为“1947年11月15日”的说法(详见《福建党史通讯》1987年第7期)。这种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郑文仅凭一份华东局“辰灰电”,断然得出“证明了上级     

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问题之浅见——与韩钢同志商榷

最近《中共党史研究》开辟了“探索与争鸣”栏目,刊登了韩钢关于《对毛泽东思想形成问题的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探讨》)。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对编辑部开辟这个栏目,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活跃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空气,我是衷心拥护的。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想对韩钢的某些论点提出一些看法,与其商榷。一、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问题我同意韩钢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