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应用于司法部门的指纹自动识别技术也相得益彰.本文回顾了我国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产生和发展过程,提出了该系统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提高捺印指纹质量;二是统一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标准;三是实现系统的网络化;四是规范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管理机制.     

对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查中案件情况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查中案件情况和查中嫌疑人情况的统计和分析,说明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这一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使指纹应用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特别是用于查询盗窃案件和对外来人员管理方面更具优越性。     

浅谈指纹自动识别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目前指纹自动识别技术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应用和发展,特别是随着指纹数据库的扩大,该项技术在进行网上追逃、查犯罪嫌疑人、查前科、确定未破案件和串并案件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些技术手段都只能在侦查工作的后台运行,不能直接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快速查对,这就影响了案件的侦破效率。加强对指纹自动识别技术拓展性研究,把其应用工作直接移向侦查工作前沿即将成为现实。     

以指纹工作站为切入点寻找刑事技术新的增长点——铁路公安处对基层指纹工作站日常管理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近几年来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明显的破案效益.如何使基层的指纹远程比对工作站发挥作用,为铁路公安日常工作增添新的活力,并和查堵追逃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提高查堵追逃工作的水平和效率,这是新形势下我们铁路公安刑事技术部门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必须认真思考的迫切问题.     

韩国政府七月起采集长期居留外国人指纹信息

韩国法务部日前表示,根据去年4月获得国会通过的《出入境管理法》修改案,在韩国国内停留91天以上的外国人须登记指纹。从7月1日起,在国内停留90天以上的外国人在入境时须登记双手十指指纹和脸部信息。为了避免出入境管理所出现业务集中,因此造成混乱的情况,法务部计划从明年1月起在全国出入境管理办公室和派出机构采集已长期停留在国内的外国人指纹。     

市场主体监管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市场主体监管低效的原因错综复杂,与现有监管体制机制和监管政策制度有关,但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监管碎片化问题。监管部门在市场主体监管过程中依据自身权责进行分割监管,有时可能出现监管自利行为、失管漏管现象以及执法缝隙和监管盲区。传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规避监管的局限性和碎片化问题,而基于系统方法的复杂巨系统理论通过系统集成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启示。本研究将巨量市场主体监管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探索基于复杂巨系统理论的监管治理逻辑以及通过跨业务融合、跨功能集成、跨领域协同破解监管碎片化问题的优化路径。     

对指纹鉴定证据的再思考——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的修订为视角

长久以来,指纹鉴定证据一直被视为权威的科学证据,在诉讼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已被承认将近一个世纪的指纹证据却开始遭到挑战。Daubert规则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的修订,赋予了审查判断其证据能力的新标准。要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技术成果,对指纹鉴定证据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使其在诉讼活动中得到更加客观合理的运用。     

导学案“三驾马车”拉启活力课堂——研学后教导学案教学模式在高中政治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探讨高中政治活力课堂导学案的设计,建构了预习案、探究案和拓展检测案"三驾马车",以拉启活力课堂。预习案主要从学习目标的设计、学法指导、知识准备和导学新知四个方面对于学生的课前自主学习做了分析。探究案主要从问题讨论、归纳总结和梯度训练三个方面对于学生课堂中合作探究和自我内化做了分析。拓展检测案主要从拓展延伸和达标检测两个方面对于学生课后复习建构做了分析。上述导学案的建构,力求在教学实践中具有实用价值。     

犯罪现场手印的分析

准确的现场手印分析可为确定案件性质、缩小侦查范围、快速查阅档案以及进行手印鉴定提供有力的线索和依据。本文从指纹应用角度就如何正确分析现场手印是否案犯所留,手印遗留为何部位,能否根据现场手印确定案犯的身高、体态、年龄及案犯活动过程和职业特点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铁路实名制数据在拐骗儿童案中的应用

铁路公安常见的站车查缉类型有毒品、拐卖、假证、假币等,相关的技战法都比较成熟,但对拐骗儿童案查缉方法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针对拐骗儿童的犯罪特点,利用铁路实名制数据建模,探索、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查缉拐骗儿童案的方法,对拐骗儿童案的研判、查缉、取证具有指导意义。     

谈指纹信息查询手段在铁路查堵犯罪中的运用

犯罪指纹信息库的计算机远程查询给铁路站车查堵犯罪提供了新的现代科技手段。在铁路站车查堵犯罪工作中,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化被动为主动,确立“从人到案”的指纹破案模式;(二)依托站车查堵开展“捺印倒查”是铁路指纹工作站最主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三)确定重点区域,加大“捺印倒查”力度,深挖余罪;(四)提供技术服务,整体推进指纹工作站工作。     

民国时期山西省临时参议会概述

山西省因战争环境恶劣,在抗战期间没能成立省临时参议会。直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要求成立正式参议会,山西省才匆忙着手成立山西省临时参议会,以为省正式参议会之成立做准备。山西省临时参议会选举参议员34位。会议审查议案九十三案,通过决议五十七案,关于民政保安类二十六案,财政经济建设类九案,教育文化类十四案,书面动议八案。另外山西省临时参议会对省政府的施政报告进行了审查,提出了一些建议。     

《申报》视野下的姚荣泽案

姚荣泽案发生在清末民初之际,为轰动一时的司法大案,引发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申报》主要从姚荣泽案、伍廷芳与陈其美之争、案件审理过程以及姚荣泽的死活四个方面着手进行报道,为公众全程展现了姚荣泽案的始末。《申报》因其商业性报刊的性质,较为客观地从多个角度对案件进行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姚荣泽案的真实情况。     

东汉楚王英谋逆案疑析

关于东汉楚王英谋逆案的真实性在史学界屡有纷争。其实,此案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源头可追溯至光武时期的郭后之废。郭后之废为明帝上台铺平了道路,也为明帝与诸藩王相处投下了阴影,迫使明帝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楚王英谋逆案正是这种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领导信访包案制度的利弊

领导信访包案制度是指由涉及信访的地方领导干部负责，运用行政资源和所辖权力，对重大疑难和牵制若干部门的信访案件集中进行化解的一项工作制度。领导信访包案制度是由领导定时信访接待制度发展而来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在《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三个文件中对此作了总结，并将领导信访包案工作列入了考核目标。     

一事不再理原则中一事之界定——在诉讼系属当中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未系统性建立，但在实践中却是指导着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的缺乏，中国在审判中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时出现了“一事”标准不统一而出现了重复审理、一案多诉或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等情形，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也可能侵害当事人的诉权，因此，统一“一事”确定之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脱掉思想的旧衣服

9月中旬,在京城某大报上看到几组令人高兴的数据:自2001年11月以来,外经贸部收到反倾销案、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申请12起,数量超过以往4年的总和;今年上半年,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对华立案28起,其中反倾销案20起,保障措施案8起,涉及金额5.7亿美元。我国企业应诉率达73.43％;在美国结案的5起反倾销案和保护措施案中,我国企业胜诉率达80％,保住了近1.3亿美元的市场份额。     

刍议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国家责任及其归因——以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案件为例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诸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者补偿问题等。ICSID裁决的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一案是关于国际投资争端中国家法律责任经典案例。ICSID的法律意见,对东道国争端主体的行为何时归因于国家并形成国家责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类似问题具有重要借鉴。同时,此案例对于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机构的定位以及今后国际双边条约条款设计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CQT与CIT的问句编制研究及其应用

测谎题目的编制是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核心内容,准绳问题测试法(CQT)和案件隐秘信息测试法(CIT)是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中最为常用的两种测试方法。CQT主要适用于粗案、明案、过光案件,CIT常用在隐秘案、证据不足案中。两种测试方法并不相互排斥,根据不同案情结合使用,才能在犯罪案件的侦破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会议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国家责任及其归因——以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案件为例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诸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者补偿问题等.ICSID裁决的Emilio Agustin H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一案是关于国际投资争端中,国家法律责任经典案例.ICSID的法律意见,对东道国争端主体的行为何时归因于国家并形成国家责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类似问题具有重要借鉴.同时,此案例对于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机构的定位以及今后国际双边条约条款设计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