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侦查的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是检察机关在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实践中形成的较为生动形象的侦查术语。随着“两法”的修订实施,“风险决策”在侦查实践中越来越被重视,“风险决策”这一名词在检察理论界越来越受关注。本文立足实际,就“风险决策”的机理作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风险决策”的定义 理论上对侦查“风险决策”尚未有统一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实践中“风险决策”一般指的是狭义上     

浅议“风险决策”在侦破贪污贿赂案中的利与弊

所谓的“风险决策”是指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对贪污贿赂案件进行侦查并取得了相关的证据，但据以认定犯罪的证据还没有完全的搜集到，为了进一步搜集犯罪证据而采取的带有风险性决策机制，它包括决定立案、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运用。“风险决策”要求案件指挥者对已查获的案件证据进行分析研究，科学的预测出案件的发展方向，所做出的决定是带有战略性的。如果案件决策者能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就会使案件柳暗花明，反之，因决策带有盲目性就会使案件进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因此，案件的“风险决策”是一把“双刃剑”，案件的指挥者一定要慎用。     

如何改进“三重一大”执行中的问题

近年来，国有企业普遍建立了“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细化了“三重一大”事项，规范了议事决策程序。这对加强国有企业民主集中制管理，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功能，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减少重大事项决策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一些企业在执行“三重一大”制度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窝案“克星”

火眼金睛，端窝案血气方刚 善于侦破“群体性腐败案”是赵桔水的最大特点，被他侦破的案件，往往是拔起一根藤，带出一串瓜。 在实践中，赵桔水探索出“以查办窝案串案为突破口，以滚动深挖为主要方式”的侦查思路和“事先决策、随机决策、风险决策”的侦查方法。面对腐败手段越来越隐蔽多变的情况，他多次带队成功侦破“群体性”腐败案件，在全院办案件数量和质量多年稳居浙江省第一。     

算法决策应用的外部风险及其公共治理路径研究

算法决策应用的外部风险具有聚合性和累积性特征，侧重算法行为端，在技术运用过程中向多数不特定群体扩散，将其类型化后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实质正义受损、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合法权益受挑战两方面。外部风险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无法适用传统归责原则。为了有效促进算法技术和监管的良性互动，以公共治理路径为视角，将算法决策嵌入网络社会架构中分析当下治理的局限性，并提出较完善的治理方案。在思路上，应遵循分类分级的精准化治理方法，选择“软”“硬”法为协同治理工具，坚持安全和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在路径上，应着眼于算法决策应用的生命全周期，用算法解释机制解决算法备案制失灵的问题，以风险比例确立算法决策系统的分类与规制方向，并以平台为主体多途径构建算法综合性问责体系，形成治理合力。     

论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风险决策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从无到有的挑战过程，此过程是侦查人员对侦查方向、侦查途径、侦查范围等内容进行决策、选择的过程。可以说，侦查工作中的决策问题直接导致了案件的成败，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些“风险决策”不仅是由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与任务决定的，更重要的是新形势、新发展局面下面临的新要求。     

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保障企业资产保值增值

企业法律风险是一种会带来经济损失的商业风险，可防可控。企业主要领导违法经营，是企业法律风险的最大源头。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建立是指企业根据法律风险的特性，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避免承担经济损失或者其他风险的制度、流程、表格和文本，需要树立事先防范和过程控制为主、以事后救济为辅、多部门支持、全员参与的基本理念，将企业法律事务人员定位于企业管理人员，健全企业法律事务机构，使之正确履行决策参谋、规章制定、合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案件处理和法律培训等六个方面职能，以“少拖欠、少诉讼、少败诉”的法律风险防控目标，实现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根本目的。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辨析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热衷于德国贝克教授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应地提出了风险类型的犯罪,并主张以严厉刑法应对。但这场研讨未能恰当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社会危害性”意义上的“风险”,未能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德国当代若干刑法学说中的“风险”,从而也未能分清刑法中哪些是“风险社会”的“风险”犯罪。这既不利于刑事政策的恰当选择,也不利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旨在通过辨析,澄清相关误区。     

风险治理决策程序的应急模式——对防控甲型H1N1流感隔离决策的考察

以事前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为核心的决策程序应属常规模式，不适应风险治理的应急状态。但这不意味着风险治理的应急决策完全仰仗行政官员。相反，决策前必要的专家论证，决策相关信息的公开，风险及其防控信息的跟进收集、分析与公开，决策后和决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以及决策或措施的适时纠正或调整，是风险治理决策程序应急模式的构成要素。我国防控甲型H1N1流感隔离决策的出台、执行和调整为凝练和推广这种模式提供了经验。     

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

近代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包含“有过错就有责任”和“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两个层面。近代以来，“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原则逐渐被废弃，代之而起的是风险责任原则。风险责任以风险领域理论为基础，根据一定的标准判断风险发生于何人领域之内，进而确定无过错所致损害的分配。划定风险领域的考量因素包括利益获取、风险开启与维持、信赖保护、损害分散可能性、自我保护可能性等。现代侵权法归责二元体系由过错归责和风险归责构成，风险责任可涵盖现行的危险责任、交往安全义务中的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等所有无过错致害责任。风险责任立法可采一般条款加类型立法的模式。     

严把五关防范集体决策风险

贯彻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是国有企业加强班子建设,规范决策行为,防范决策风险,促进廉洁从业,保证企业健—豪发展的需要。从近年来推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的实践看,“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在国有企业已经得到较好执行和落实,但仍然存在一些偏差和问题,如有的制度制定比较随意,导致“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内容界线不清、决策程序和规则不够合理,甚至跟企业实际不相符合,难以执行;有的没有根据企业实际确定本企业“三重一大”事项的具体内容,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或流于形式;     

民营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控制困局透视———以 2013 年若干“影响力个案”为例简

对2013年度若干“影响力个案”分析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刑事法律风险控制方面存在六大困局。在现实政商生态、市场环境、社会氛围、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制约下．民营企业家在“依附权力”与“远离政治”、“潜规则”与“明规则”、“经营创新”与“刑事陷阱”、“老经验”与“新规矩”、“高收益”与“高风险”、“高调”与“低调”之间很难平衡把握，从而将刑事法律风险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只有从制度安排、机制运行层面入手，为民营企业家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充分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引导民营企业家潜心经营、积极创新、44造财富，才能有效破解民营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控制中的种种困局。     

“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应对

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的形成原因大致包括：政治信任消解积聚的社会风险、政府执政偏向积聚的社会风险、司法不公积聚的 社会风险、贫富差距积聚的社会风险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明积聚的社会风险。与此对应的刑事政策包括：实现刑事政策的重点转移，加强犯罪预防；管住权力，严防腐败；严格执法，及时、全面、公正惩治经济犯罪；防微杜渐，彻底铲除黑社会犯罪势力；重建信心、重塑信念、重拾信仰，引导社会成员精神向上。     

根本违约对风险负担的影响 ——以《合同法》第148 条的解释论为中心

关于我国《合同法》第148 条的规范意旨，学界认识未尽统一，学者对该条的批判存有 误解。就该条规范的解释，应使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场合，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回溯自始由出卖人承 担。《合同法》第148 条的调整模式并非孤例，在比较法上有广泛支撑。此一规则蕴含的立法价值判 断是：考虑到买方无辜受害，应以解约制度赋予充分救济，且此种救济的效果，不应受到风险负担常态 规则的减损。在正当性方面，该价值判断有“风险利益相一致原则”支撑，且与《合同法》第143 条和 第146 条相呼应，共同反映了“救济非违约方”的立法旨趣，并可确保双方地位平衡与规范体系评价一 致。在适用范围上，《合同法》第148 条专为应对卖方根本违约而买方解除合同的案型量身定做。本 条中“质量不符合要求”仅属例示，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才是判定适用范围的根本准据。同时，在 风险损失与违约行为同一的场合，非属本条调整对象，此时应以风险负担规则的法律效果为准据，判 定解除规则的适用与否。     

伊旗法院“一位一体”建直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法院积极探索建立了“排查、评估、防控”三位一体的廉政风险排查防控体系，力争做到将反腐关口前移和廉政风险节点的有效监控：一是找准风险部位，突出防控重点，在“查”上下工夫；二是针对风险点，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与风险分析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海外并购规模逐年上升，但海外并购是一项复杂的投资活动，其中涉及决策，融资，支付、法律、运营整合等各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风险均会对整个海外并购活动造成影响。本文从海外并购发展现状的分析入手，重点分析了海外并购各环节的风险因素，并提出防范策略。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集体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要问题，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这是党的“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的规定。对国有企业而言，在实践中完善“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是规范权力运作，降低决策风险，促进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2003年以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以强化对权力的约束为重点，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促进了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如何提高“三重一大”制度执行力

从近年来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实践看，腐败现象的发生往往都与“三重一大”事项有关。特别是国有企业“一把手”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部分国有企业在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国有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企业领导人员决策行为，防范决策风险，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技术专家在风险社会中的角色及其限度

在以追求安全为崇高目标的现代性运动中却遭遇了风险的巨大挑战,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既具有实在性又具有建构型。在风险建构中,掌握着专业知识的专家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行风险界定,为风险决策提供合法性基础是技术专家在风险社会的重要角色定位,但其角色及其功能实现具有其限度,表现在:技术专家进行的风险界定可能产生更大风险;技术专家风险界定所依赖的量化和实证方法隐含内在缺陷;风险管理是包含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在内的复杂过程,技术专家对非技术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要加强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应当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打破专家对风险界定的垄断,实现风险决策结构的开放,使利益相关者可以真正参与到风险决策中来。     

系紧“农业再保险体系”安全带——访省人大代表潘淑玉

“在农业风险中，因大面积自然灾害等巨灾所造成的突发性灾害风险远远大于普通保险，随着农业保险业务的迅速扩大，承担的风险不断累积，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日前，记者就农业再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问题采访了省十一届人大代表、歙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潘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