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试论我国公民宪法权利救济

公民宪法权利是法治与宪政的精髓,要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在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则是最主要保彰方式。本文指出建立与完善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制度,有利于我国实现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与尊重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立宪发展

一个国家对基本权利采用何种立宪形式往往同该国的历史积淀、立宪的人文背景、当时的权利意识存在极大的关联。纵观基本权利在我国历部宪法中的发展,可以发现宪法对公民权利趋于全面规定、宪法对个人权利空前重视、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利上防御性的规定模式形成、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国家义务被强调。为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价值得到实现,在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模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宪法不断确认权利的传统思维、强化国家义务、提供公民权利的救济原则和基本途径、明确公民权利受限制等等。如此才符合国家追求法治状态的价值目标、符合立宪规律。     

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需要一定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文章从政府和公民权利两个方面讨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应尽的义务,而且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宪法权利的要求。     

受教育权宪法保护的内涵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这项权利作为宪法权利应当获得什么样性质的宪法保护却是被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长期忽视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其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内涵就是指立法机关在法律中有义务规定政府在公民受教育权实现方面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保障责任,而在政府无法承担有效保障责任的领域,公民应当享有充分的受教育的自由.在受教育权上确立政府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责任目的就是为了使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具有对抗政府权力的功能,可以建立宪法权利至上的法治观念.作者指出,当前,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关键是要求政府必须为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提供完全和充分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的保障.     

还要在三方面加以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其形成之后仍将面临着如何完善的问题，至于如何完善，仁者见仁，但在三方面的完善应是当务之急，即：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的立法亟需完善，从我国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及其完善分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缺乏公民言论自由范围的界定；二是缺乏保障出版、结社基本自由权利的法律；三是已有的《集会游行示威法》需要加以修正；以立法为重心到以法律的解释为重心的转向，通过法律适用性司法解释将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最重要的路径选择；完善以宪法为标准的法律审查机制，确保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法律保障。     

宪法权利的深层保护——从垃圾袋的处理说起

“延安黄碟案”的发生在我国引起了对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真正思考和探讨。这里所讲的两个关于垃圾的故事或许能促使人们考虑,如何才能使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私隐权,而不是滥用警察权和任意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在这些方面,我国立法上有需要弥补的漏洞。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性质及其保障模式

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生存权）：一是将其规定为宪法权利，同时辅之以具体立法；二是虽然不探讨其宪法权利的属性，但通过宪法程序和具体立法来给予双重保障。我国不但在宪法中肯定该权利，而且通过立法赋予了公民法律上的请求权。在国际法规范中，对该权利的倡导主要是通过不具有强行性的规范来指引和监督。     

宪法权利视阈下的农民“法律排斥”问题探析

农民的“法律排斥”与“社会排斥”既相关联，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法律排斥”具有法制根本性、权利本质性和过程系统性等特征。从宪法权利体系而言，农民的“法律排斥”突出表现在：农民的选举权不对等、土地财产权不明确、结社权悬空、物质帮助权缺乏等。解决农民的“法律排斥”问题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需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多个方面予以完善。具体包括修改宪法和与完善专门立法，依法行政与实施普惠政策，确立司法保障与违宪审查制度。     

全面有效实施宪法须加快基本权利立法

中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采用"抽象的基本权利"模式,意味着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行政和司法机关没有直接适用性,其具体化依赖于立法。中国权利立法存在着选择性作为和消极作为以及对国际人权公约态度不够积极等问题,导致诸多公民基本权利被悬置和虚化。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增长成为其必然内涵,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立法负有不可推卸的积极义务,没有任何理由推诿和延宕。基本权利立法应实现从偏重秩序追求向权利保障,从选择性作为和消极作为向全面积极作为的转向,通过多方面的立法举措,尽快为法治国家建设奠立良善的法规范体系基础。     

上海文化立法规划和文化法律思想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在调整人们的社会文化关系和文化事业管理的一些重要方面,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也必须看到,这只是很初步的;长期以来,国家的文化法制建设明显滞后,立法数量偏少,立法层次偏低,是个突出的问题。这离“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离依法有效地、公平地、稳定地促进和调控文化事业和一切文化活动的改革开放要求,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就上海乃至全国而言,加快文化立法进程,以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文化法规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在此进程中还必须明确有关的文化法律思想,厘清有关文化发展与文化法制建设中的若干基本关系。     

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与法治理念——法治乃政治文明所需、和谐社会所求

由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思想衍生的法治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以权力制约与权力统合为内容的分权体制,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民主能力和法治能力;必须贯彻人本思想、民本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民参与,使权力“属于人民、通过人民、为了人民”;必须以宪政与人权为核心价值,改造国家精神和政治价值观,建立和完善全面的权力制约体系,建设有限政府;必须将公平正义视为立法和制度的首要价值,为法制注入人性、人道和人权精神,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正义;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将人权和正义价值作为政治社会稳定的内涵,以贯彻法治、保障人权和维护正义为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必须构建以正义和良知为基本内涵的政法文化。     

宪法“私法”适用的法理分析

宪法权利原则上不能被当作“私法”适用,其原因是:避免不同性质的宪法权利在被“私”用时产生冲突;宪法权利的公法性质和“领域界定”功能决定了它不适合于私法适用。但是,社会的发展为宪法的“私法”适用提出了内在的要求,主要因素包括:国家职能的结构性转移和承担公共职能的私人团体的出现使私人团体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权利;立法不作为导致了宪法权利的虚置。在宪法权利的传统定位和现实社会的内在需求冲击下,各国相继出现了宪法“私法”适用的理论及辅助性机制,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宪法的“第三者效力”理论和美国司法审查中的“国家行为理论”。中国应建构自己的宪法“私法”适用理论及运作机制。     

论行政法规制定权限的监督与制约

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分别于2000年和2002生效,但由于行政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与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     

论人本法律文化的现代演进

人本法律文化是指主体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法律心态和行为模式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法为人服务为目标的法律文化模式。法律文化发展和变革的总体趋势是从人本法律文化向和谐法律文化的现代演进：和谐法律文化是对人本法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核心内涵体现为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律制度构建、法律文化诸元素之间的协调一致以及法律和谐文化的构筑。     

试析法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我国在国家层面推进法治建设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要真正建立起法治社会,公民的参与对社会法律信仰的建立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来保障公民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但由于受现有制度设计、政治文化务件、公民主体意识等因素的制约,使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缺少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人文环境优化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提升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     

解读刑事法治

刑事法治是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 ,而刑事法治就意味着以刑法限制国家的刑罚权 ,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成为了刑事法治的必然首选。而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认为 ,刑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因此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除了健全法律制度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更新观念 ,正确认识刑法的功能 :刑法不仅保护国家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也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刑法是人权保障的“大宪章”。     

宪法在中国实施何以艰难

一部完整的宪法典至少必须解决两项攸关宪政实现的根本问题：一是谁来判断政府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宪以及违宪之后的责任承担;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遭受政府行为的侵害后如何得到宪法救济。如果以此作为衡量现行宪法是否得以充分实施的标尺的话,现行宪法在当下中国的实施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一部良宪之实施何以如此艰难？概括起来,其原因主要在于“宪法不是法”的认知观念尚未被打破;法官发现法律之方法机械与教条化;最高法院司法批复客观上阻碍了宪法的可诉性;社会成员普遍缺乏宪法思维以及缺乏宪法实施的制度机制。     

法律文化现代化条件下的土地立法问题

从土地法学的深层普遍现象——土地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土地立法的相关问题。在现代文明社会,土地立法的内容、价值选择及立法方法的转向是必然现象;土地立法应该致力于建立现代的土地法律体系和贯彻权利本位的立法精神;政府部门的权力要受到约束,人们的合法权利要得到充分保障;通过对土地立法进行一般性的法理分析,制定符合现代法律文化的土地法以促进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