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ISG第71条看预期违约制度中的中止履行

预期违约制度独创于英美法系之中并发展至今,旨在解决合同履行期限到来前违约危险存在时利益平衡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在采用与否以及如何与大陆法系传统相融合的问题上尚存争议,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作为两大法系妥协与融合的产物,无疑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应借鉴其以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以求平衡当事人利益并促进国际经贸之发展.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实际履行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的规定既不同于大陆法系也不同于英美法系，因此，在对公约进行解释时要按照公约本身的规定去解释，决不能按照本国法的规定来进行解释。公约对实际履行的规定也不例外，有其自身的特点，文章将对公约规定的实际履行进行了阐释。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与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违约救济手段比较分析——从强制实际履行和宽限期内履行制度说开去

通过对《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和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中违约救济手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救济手段的规定相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的强制实际履行和宽限期内履行的规定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中的守约方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持合同效力,确保当事人根本订约目的的实现,减少因废止合同而造成的交易成本损失。因此,前者比后者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符合国际货物买卖交易的实际,更为合理可取。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根本违约制度探析——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视角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关于根本违约的判断标准有两个,即违约造成损害的严重性（客观标准）,违约造成损害的可预见性（主观标准）。根本违约采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旦构成根本违约,买卖双方均可采取的救济措施有：宣告合同无效、损害赔偿和实际履行。我国《合同法》吸纳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根本违约制度的理念,并在立法上加以创新和完善,但实践证明,我国《合同法》在解除合同的条件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CISG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可预见要求

按照CISG规则,可预见作为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可预见主体仅限于违约方。在预见性判断上则采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实践中通常具体化为实际认识和推定认识。实际认识以个案中的信息披露为依据;推定认识则相对复杂,会受到违约方的商业经验、对受损害方的商业活动的了解、对货物的了解和贸易惯例等因素的影响。可预见的对象包括损失类别和损失程度,而所有的预见一般应以缔约时间为准,对缔约后修改的合同或长期合同,则以修改时间或具体交易的订立时间为准。     

论英美法与CISG中预期违约法律救济制度

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一项独创制度,英美法将预期违约分为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救济措施。《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借鉴、吸纳了英美法的该项制度,但又有所发展,并将预期违约分为预期非根本违约和预期根本违约,其对预期违约法律救济措施的规定与英美法的规定各有优劣。     

论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本文从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概念出发 ,系统地论述了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及后履行抗辩权组成的抗辩权制度的优劣所在 ,在同预期违约规则比较分析基础上 ,得出预期违约规则更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更有利于实现合同交易安全和效益的统一。并通过对我国《合同法》的分析 ,提出完善我国双务合同履行中抗辩权制度的建议     

论原始赠礼制度中的义务履行保障机制

原始社会最重要的财产交换形式是以一方送礼、另一方受礼和回礼为内容的赠礼,包含在赠礼制度中的送礼、收礼和回礼义务的履行是通过相互性原则的强制、公开仪式和被交付之物的＂灵力＂的作用得以保障的。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双务合同在破产程序中的命运——德国支付不能法第103条

破产程序中如何对待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双务合同是破产程序的重要问题。破产程序的开启对合同履行产生怎样的效力，德国司法判决和学说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达成共识。1999年1月生效的德国支付不能法将破产管理人的选择权清晰地写进第103条，明确了合同双方履行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命运。     

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以《合同法》第113条解释论为中心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对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英美法系国家对违反特殊类型的合同导致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但该规则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逐渐显得苍白无力,法国法确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增强的今天,我国应该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比较借鉴它国的先进经验,通过对《合同法》第113条的扩张性法律解释,确立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规则的构成要件,同时对其赔偿范围进行限制,使受约人和违约人的风险和利益分配达到均衡.     

建立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构想——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为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取得实际成效,有必要运用现代法治理念对逮捕程序进行改造。受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和解的轻罪案件,对加害人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即使是重罪案件也应当从宽考量。和解不捕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又易于实际操作,可作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突破口。     

混合共同担保浅析——以担保法第28条为基础

《担保法》第 2 8条是混合共同担保的典型。混合共同担保的复杂性导致对《担保法》第 2 8条有不同的理解 ,其中“物的担保”仅作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权是合理的     

论刑事回避制度——以比较法为视角

刑事回避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它对刑事案件的公正、公平审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国外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以比较法为视角,全面阐述了刑事回避的启动与决定;刑事回避的适用对象与适用原由;刑事回避的法律后果与救济等内容。     

实际施工人界定之我见——对最高院法释〔2004〕14号第26条之辨析

实际施工人违法承包工程导致许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颁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规则,允许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起诉发包方。该条款对实际施工人概念的提出和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承包合同法律主体概念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法官理解不一致而造成类似案件裁量标准却不尽相同的缺陷,笔者试图通过对该解释分析来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论出卖人在按揭贷款合同纠纷中的诉讼地位——兼评《商品房买卖合同问题解释》第26条、27条

按揭贷款合同的主要当事人是借款购房的买受人和发放贷款的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发生纠纷,出卖人是否参加诉讼及其诉讼地位是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本文认为,出卖人是按揭贷款合同签订、生效后最早实现其经营利益的受益人。当出卖人没有为贷款归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已经交付商品住房并转移所有权的,银行起诉买受人,出卖人不必参加诉讼;尚未交付的,出卖人应当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当出卖人为贷款归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不管是否交付商品住房,银行同时起诉买受人和出卖人的,将二者列为共同被告;银行只起诉买受人的,应当追加出卖人列为共同被告;银行只起诉出卖人的,亦须追加买受人列为共同被告。     

论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三条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二审中的发回重审仅仅提到了一点,即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修改依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对比草案前后关于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最后借刑诉法修改之际提出了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之救济方式的多元化初探——兼论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中的证据失权制度

证据失权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确立必将发挥积极作用。宥于证据失权制度的自身局限 ,无法解决举证时限制度中的诸多问题。应建立多元化的救济体系 ,确保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实现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权之制度构造与定位——以最高人民法院第67号指导案例为切入点

《合同法》第167条的立法目的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是为了保护买受人的利益,应当用二分的眼光看待该问题,其既保护了买受人的利益也保护了出卖人的权益。通过体系解释,该款作为赋予出卖人法定解除权的条款,有增加催告条款与合理期限条款来限制解除权使用的必要性。最后,出卖人的解除权具有其独立的地位,结合《合同法》第94条第3款之规定适用,可以完善《民法典合同篇》的法定解除权体系。     

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意义——以刑事诉讼权利与权力冲突为分析视角

权利救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而公民权利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条件;权利救济关系着能否对国家权力滥用进行有效防范,而防范国家权力滥用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能否得到和平解决,而冲突的和平解决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权利救济还关系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而国与国之间良好的司法协助是和谐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刑事发回重审制度初探——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三条为范本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认为应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通过比较分析草案前后对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了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以期新法能够对此进行明确合理地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