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立单一制的民族国家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各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共同而艰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不可能像苏联一样建立联邦制的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选择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历史的必然。     

我国单一制形式的制度选择与价值取向

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不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应考量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当初列宁由反对联邦制转向赞成联邦制,中国共产党由主张联邦制到放弃联邦制,均是如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单一制结构形式在新中国的确立,是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的单一制存在着三种关系模式,即中央与普通行政区的关系模式、中央与民族自治区的关系模式以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模式。虽然这三种模式的表面特征有些差异,但它们内含的价值取向却是相同的,即实现、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     

简析我国国家结构形式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综观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结构形式,大致分为单一制与联邦制两种形式。即使同样都采取单一制或联邦制的国家,其内容也有差异,如有分权与集权之别。为何有的国家采行单一制而另一些国家采取联邦制?为何有的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源?国土面积相似的国家缘何采取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性质不同的国家又为何采取大致相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政治法律现象的思考和探索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陈独秀的国家结构观

民初以来，随着中国政局的急遽变化，陈独秀参与了关于国家结构形式问题的探讨和论争。陈独秀关于国家结构的思想主要经历了从主张联邦制到单一制，再到民族分权联邦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他的每一次思想转变都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政治根源，是20世纪初中国错综复杂政局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中国特色国家结构模式的历史探索

国家结构模式是指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之间、国家整体和局部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和方式。一般说来,单一民族的国家往往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模式,多民族国家则多采取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探索,选择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除了设置一般行政区、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     

地方税制产生的规律和发展趋势

地方税制产生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地方政府的产生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财)权”。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地方税制产生存在着不同的规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制约着地方税收制度的发展方向,给地方政府进行科学“定位”,是健全我国地方税制的重要前提。中央适度下放权力是单一制国家的发展趋势;简化税制是现代国家税制发展的主流。我国在与国际接轨时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转轨时期。     

中共二大与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

192 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结构形式的最初构想 ,即以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这一构想的提出 ,一方面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 ,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建立的新型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 ;另一方面又是对 2 0世纪 2 0年代初国内政界、学界关于联邦制大讨论的一个回应。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结构形式选择的历史起点。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抉择

新中国成立前夕,究竟采取什么类型的国家结构形式,是采取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还是采取联邦制?中共领导层对其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复思考,最终决定采取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     

中共民族问题纲领的演变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

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关系国家结构形式的重要问题.从中共二大制定第一个民族问题政纲起,党的民族政策历经演变,到制定新中国建国纲领时,毛泽东等领导人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采取最适合中国特点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制度安排.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历史选择.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当代形态——基于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把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两种形态。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思想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为背景,但现代国家不等于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性质取决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定位,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人民代表大会主导"一府两院"的权力运行机制,为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做出了最顶层的制度安排,保证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国情与制度——印度与中国政治制度不同的根源

印中两个世界个上最大的文明古国,过去的命运与未来的前途有许多相同之点,两国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后,又几乎同时建国并同步进行经济和政权建设。然而,不同的是,两国走的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建立的是根本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印度实行的是与西方国家基本上一致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中国则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印度在政党制度方面实行的也是与西方国家相类似的多党制,中国则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印度实行联邦制,中国则实行单一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     

浅谈我国国家结构及特点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希望有效地对国家进行管理。为了使国家权力很好地行使,使国家政权的意志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就被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设置若干级国家机构,这就是国家结构的问题。因此,国家结构是指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中央与地方间相互关系的构成模式。目前世界上主要有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国家就是由若干普通的行政或自治单位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     

现代国家的理论变迁与国家建设

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经历着三次变迁:其一,从维护统治者的权力走向概念化的国家权力;其二,从自主的国家理念的构建走向结构功能的绩效治理活动;其三,现代国家处于何去何从的转折点上,应把现代国家的理念植入到结构功能的制度化设计活动中去。伴随着现代国家理论的变迁,国家建设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也有很大的差异,对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回溯,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经验,更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方向。     

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

如何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历史、时代、人民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考题。经过百年奋斗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新形态，可以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坚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国家方案多样性选择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面临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的阶级和政治力量先后主张过九种国家方案。作为一类事物和事实,这些国家方案凝聚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为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政治选择的多样性,也演绎了中国政治发展多样性选择背后的方向性和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方案演进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历史必然性的集中表达。其强大的生命力、鲜明的特色性和寓于其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某些重要共性,值得我们加倍珍视。破除"循环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终结论"等思潮对历史必然性的误读与遮蔽,揭示复杂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历史必然性,把科学理性、主动性、坚定性和创造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抉择、执着坚持和科学推进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说说首都功能

首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核心城市,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层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不论是单一制、复合制、联邦制甚至邦联制的国家,其首都功能和发展路径都存在边界效应,并非包罗万象总为上道,而是过犹不及适度才好。各国首都主要功能模式比较各国首都功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其功能的确定主要应考虑首都的历史与现实。具体来说,首都功能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大国模式与小国模式。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     

民初央地权力聚散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时期,民初对抗性的央地关系是制约国家转型中的突出问题。民初的央地关系先后历经辛亥革命时期中央权力对地方的失控,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地方权力对中央的架空,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三个发展阶段。民初央地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既受国家转型的深刻影响,也严重制约着国家的现代转型。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具有高度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中央集权政府,打破地方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有效地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引领国家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     

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北大核心

如何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历史、时代、人民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考题。经过百年奋斗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新形态,可以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坚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的国家立法权

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统一的、分层级的立法体制。它与一般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的立法体制都不同 ,是立足中国国情的一个创造。在统一的、分层级的立法体制下 ,主要是合理划分和配置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立法法通过准确地确立全国人大的专属立法权、实行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原则 ,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国立法程序的基本精神是 ,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多数人的意愿。在法律的制定上 ,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充分讨论 ,民主决定 ,以求真正集中和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     

大国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与主要困境

大国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与超大规模社会对国家治理资源大规模需求之间的矛盾.本文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大国治理的政治前提,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是大国治理的体制基础.并初步总结了中国作为巨型社会、贫困社会、非匀质性社会和断裂社会国家治理的主要困境,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进行了基本把握,并对"大国治理"的内涵进行了基本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