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测量的比较与分析——以澳门为研究对象

为比较和分析政治信任两种测量方式的含义,对2010年澳门居民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作者提出了政治信任的两种测量方式:直接测量是较为抽象地理解居民对政治系统的一种信念和态度,间接测量是对政治系统行为等更为具体的评价。研究发现,直接测量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度较高;间接测量则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偏向否定。说明澳门居民当前虽然对政治系统还抱有较为正面的认可态度,但从具体行为的评价上来说并不乐观,澳门特区政府应保持警醒,并注意取得民众对基层的信任、政策的信任和官员的信任。研究也证实,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更倾向于社会化模型的解释,而间接测量则更倾向于政府绩效的解释,即政治信任的不同测量方式对解释其影响因素是有显著不同的,以后的实证研究应注意这点。     

可追溯食品市场消费需求研究——以可追溯猪肉为例

以辽宁省大连市、河北省石家庄市、江苏省无锡市、甘肃省银川市、云南省昆明市的2121名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消费偏好为研究切入点,设置了包括可追溯安全信息、可追溯安全信息的认证和价格三个属性的不同层次组合的可追溯猪肉轮廓,采用CVA方法估计出不同属性的相对重要性与层次的效用分值,在此基础上构建8种市场方案并引入随机首选法,对相应的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份额做出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可追溯猪肉安全信息的认证对消费者而言重要性最高,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安全信息支付一定的额外价格,但其对具有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额外支付价格将以30%为拐点,价格上浮超过拐点消费者会降低对猪肉安全性的需求。市场模拟的结果还表明,如果安全信息由政府认证,则具有养殖、屠宰信息,价格上浮20%~30%是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较优的属性组合选择;而如果安全信息无机构认证,则具有养殖、屠宰、运输信息,价格上浮20%~30%也是较优的属性组合。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可追溯猪肉市场体系发展的基本路径。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产品质量问题关系到社会公众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对于企业、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积淀形成了较为严格与稳定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并呈现日渐完善趋势。美国、欧盟与日本等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机构设置、技术支撑等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与措施,而我国存在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不够系统、多部门监管、权责利分配不到位、认证标准体系缺失与滞后等问题。完善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管,要树立一体化规范制定理念,确保法律体系系统化;整合梳理监管机构职能,促进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引入成熟经验成果,鼓励监管措施多样化。     

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基于垂直差异化博弈的视角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引发了全球性的消费者信任危机,而企业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能够增大不同信任属性食品的差异化程度,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从而能提升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试图将垂直差异化博弈模型应用于食品可追溯体系研究,并通过Matlab模拟计算研究企业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对消费者、生产者剩余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以探究食品行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因食品安全程度提高而获得了更多收益,提高了效用水平。高质量食品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增量之和超过了低质量食品生产者剩余的减少量。总体而言,社会总福利因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应该成为政治学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主题."政府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是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事实上,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众多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混合结果,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     

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基于潜在类别分析

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从潜在类别分析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四类:政治普遍信任、政治信任态度模糊、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象征性政治信任.采取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影响政治信任结构的两种解释路径:理性选择路径与政治文化路径,最终可发现包括威权主义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在内的政治文化因素显著地影响不同政治信任态度的形成.     

食品安全问题的行政伦理审思

行政问责的伦理实践基础薄弱,食品生产者、监督者、消费者伦理失序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操作性差、惩罚性有限,是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效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安全体系,建立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及食品安全监督机制,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加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失效的路径所在。     

关于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多维度分析

政府信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已经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我国政府信任议题的关注度也持续升温。政府信任度本身的高低受到多维度因素的影响。基于全国民调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处于中上等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政府信任度与民众的基本社会价值观、社会信任和我国的国际地位三个维度显著相关,而与民众的宗教信仰维度相关性并不显著。     

有效资本市场与会计信息质量

上市公司如何能够取得资本市场和社会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取得资本市场和社会的信任,上市公司必须提供自身的真实信息,而会计信息恰恰是这些信息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经济信息。因此,会计信息就会成为连接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的桥梁与纽带,其质量将对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加强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力度和证券管理部门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健全和完善会计信息质量体系,才能为有效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资料。     

两岸食品安全危机的应对议题与监管体制比较研究

近年来,两岸食品安全危机层出不穷.大陆地区以“三鹿”毒奶粉、“瘦肉精”火腿肠等事件最为突出,台湾地区的“塑化剂”事件和近期爆出的“大统油”和“毒牛奶”二案比较严重.这些不良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为牟取暴利,置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严重扰乱了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法制角度上对海峡两岸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相较于大陆而言比较完善,在监管体制、具体制度、社会监督及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在刑法上,大陆地区存在法律漏洞,未形成完整体系,而台湾地区的刑法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规制也是乏力.目前,大陆地区应通过构建相对集中的监管体制,完善食品安全立法制度和法律制度,发挥食品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社会监督作用,制定严格的违法处罚措施来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从而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降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互联网银行准入监管制度优化探讨

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规则未能反映互联网银行的网络经营属性,缺乏前瞻性、统一性和稳定性,易于导致监管目的难以实现。互联网银行准入监管制度构建,应把握全面监管与分类监管并重、普惠性与盈利性并重、互联网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发展并重、银行业监管与金融科技监管并重的基本要义。监管机构应当在明确互联网银行相较于传统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在机构设置、业务流程、人员结构、发展目标等方面具有特殊性的前提下,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对互联网银行机构准入、业务准入、高管准入进行完善,实现准入监管的精准化、科学化、法治化,引导市场机构实现充分竞争,促进互联网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心理学视野下另一种消费方式:概念消费

当科技发展使人类基本需要满足变得更简便的时候,人们的消费更多地倾向于另一种心理消费方式的满足,这种心理消费方式即概念消费。从消费期待、消费目标和消费适应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心理消费形式,以及这种心理消费形式的影响因素在消费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概念消费的探讨,期望探索物质消费与概念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促进消费者行为研究与心理学、经济学和市场研究之间的联系。     

现代社会与社会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有限的个体信任,而成为普泛的社会信任,从而使制度性因素在信任关系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不仅作为信任关系和信任活动得以展开的外部环境因素,保障着信任活动的顺利展开和发展,而且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功能与作用而成为信任关系中的信任对象,构成现代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制度的基本特点和功能出发,探讨现代制度对广泛社会信任的作用。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对策

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数据已成为重要生产要素。自2023年10月国家数据局挂牌成立后地方数据局相继出现,我国数据要素大市场发展形成新格局。数据要素交易监管机构、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和数据要素交易主体是数据要素市场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构建路径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反复博弈密切相关,政府监管机构、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和数据要素交易主体的最优策略应该遵循从“强化监管,严格管理,合规交易”向“放松监管,严格管理,合规交易”转变的方略。为实现这一路径,短期来看,应通过制定认证标准和培育评估市场降低合规成本,并通过引入信用工具和研发AI系统提高合规效率。长期来看,首先,应通过“区块链技术+隐私计算技术”解决数据要素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的数据要素交易过程中面临的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风险;其次,通过贯彻市场评价贡献原则,并结合区块链“共票”技术解决数据要素价值不确定性带来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问题;最后,通过强化数据要素交易平台执法,实现各区域平台互联互通,努力消除数据要素垄断对有效市场竞争造成的不利影响。     

谈中国食品安全现状及对策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它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而且还影响到食品的市场竞争力。目前直接影响中国食品安全主要有：农、兽药残留、环境污染和生物毒药等食源性问题。同时，不科学的食品加工过程和不卫生的经营过程都是增加食品不安金隐患。特别是政府职能监管不力以及食品卫生法制法规不健全都是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和监督力度，建立和完善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和检测体系以及食品安全信用体系，保障中国食品的安全与健康。     

没有安全感的设防——食品标签与食品卫生监督

在我国城乡市场五光十色的包装食品面前,许多消费者的眼光习惯于盯着新颖大方的装璜、实惠称心的价钱,而对食品标签上与卫生安全有关的内容——出厂日期、有效期限和厂名厂址等有否标明从不在意。结果,往往是买回食品打开后才发觉变质,遍寻标签又找不着厂家、地址,无处投诉。在国际上,包装食品标签通常给人以安全感。因为按国际惯用标准,所有上市的食品至少标注有:食     

未来脑力劳动者择业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

现于中国经济的急遽发展，整体的劳动架构已经由人力劳动逐渐往脑力劳动倾向，而未来的脑力劳动者，主要来自各大学所培养的大学生，在这些未来的脑力劳动者就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针对大学生择业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变得十分必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的形式，针对上海市各大高校大学生在择业时所考虑的外部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宏观环境因素中的经济发展差异因素、劳动力市场因素、行业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着上海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劳动力市场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公平程度、进入劳动力市场所持的态度和认知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四个子因素；行业因素包括产业发展性、行业间收入差距、用人单位的性质三个因素；社会因素包括社会舆论和相关群体的压力影响。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代际比较以及个体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态度比较认可,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不同代际青年的社会态度逐渐出现差异,而"90后"青年的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青年群体个体层面中的经济地位认同、过去生活评价、未来生活预期和内外成功归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态度,而宏观层面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区富裕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他们的社会态度。     

论监督过失理论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的适用

当前司法实践对于食品犯罪的认定存在重刑倾向。通过对食品监管渎职罪法理基础的梳理可知,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适用监督过失理论时,行为人仅负监督过失的责任,而不承担管理过失责任。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应当限定为在食品安全监督业务中享有具体和实际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的价值基础在于罪责自负原则,因而行政机关监督过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有别于企业组织体内监督、管理过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同时,从因果关系角度考察,应当将被监督者故意实施犯罪与基于可信赖的被监督者之行为作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非法定免责事由。     

食品安全:从“大监管”到“深治理”

影响食品质量安全因素的复杂性与即时性、食品加工及交易的频繁性以及食品质量安全的强隐藏性等,导致食品安全监管存在不完全监管的"先天缺陷"。但由于其职能对应的是显性、急性甚至直接危及生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就会夸大其作用,结果会使食品安全治理陷入只要政府控制住了食品安全事件就等于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误区,进而诱发理论界和政府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上的"监管主义"与"大监管"格局。然而,"大监管"格局并非保证食品安全的必要条件,反而还会导致监管的低效率和食品安全治理的偏失。为此,应采取"小而精"的终端食品加工监管,更加重视始端治理的绿色农业技术服务,使县域城镇成为提供绿色农业技术服务的有效载体,以实现我国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