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应以谦为美

中国古人的谦恭，在称谓上的体现就是称呼自己时多用谦恭之词。比如说，一般人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说“我”，而是说“鄙人”、“在下”、“不才”、“小可”，等等；不是说“我以为”，而是“愚以为”、“窃以为”；官员在上司面前更是以“卑职”、“下官”、“末将”自称。在古人看来，这是礼貌，也是做人应有的美德。     

“平均”的歧义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平均”是有歧义的，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务实、求实，正确把握好“平均数”与“大多数”的关系，防止和纠正那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的倾向，扎扎实实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孔子“智”论的历史检视

孔子之“智”，是对外在“礼乐”的熏习和内在“仁”的体认，一方面注重外在之“学”和人际交往对“智”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必须经由“仁”的内在安顿，“智”方才有效。孔子“智”论，既是政治论，又是伦理观，亦为道德观，还是修身论。     

南京“私车公用”第一案

戴正明在“私车公用”中，错打了“方向盘”，成为南京第一个倒在“私车公用”路上的基层宫员。 在不少人观念里，“公车私用”为人诟病。“私车公用”却是发扬风格。但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水利站副站长戴正明，却在“私车公用”中，错打了“方向盘”，成为南京第一个倒在“私车公用”路上的基层官员。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的“公”，除公共目标之“公”外，必须包括程序性之“公”，而“执政为民”的“民”，在现时代更多地应该是“公民”。     

“天人合一”：传统与现代之辨

“天人合一”在古代与当代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天人观上，传统的“天人合一”或者突出天道，即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或者突出人道，即“人定胜天”式的主体力量的张扬，而现代的“天人合一”核心思想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天”与“人”的理解上，传统“天人合一”强调“老天”、“神灵”，强调“帝王”、“圣人”等个别人，而现代“天人合一”认为“天”即自然界，“人”即类、群体与个体的统一；在“合”的功能上，传统“天人合一”是一种简单、素朴的消极和合，而现代“天人合一”则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内涵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继承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批判性继承与划时代探析发展而来。厘清“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伦理学研究与和谐社会构建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浅议官德与廉政文化建设需要遵循的几个基本准则

在官德和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紧祭抓住“人的建设”和“境界建设”两个方面，将育廉倡廉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人的建设”方面，要恪守“职业权力界限”，对“职业权力界限”僭越不旁观，不作“僭杈”的“负动力”；而在“境界建设”方面，普通政府工作人员要做到“正派”，负有一般领导责任的官员要做到“正直”，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官员要做到“正气”。     

“创”中求新“争”中求进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无论足个人还是组织，都要真抓实干，努力在“创”中求新．在“先”中求实．在“争”中求进，在“优”中求好。 创先争优活动，关键在“创”字，要在“创”中求新。要创造新鲜经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创党建新局面，不能华而不实“搞”创新，轰轰烈烈走过场。要紧紧嗣绕创新发展这一主题，着眼于本职工作，着眼于破解难题，着眼于解决民生。     

问责之路：从“政”到“党”：“京版问责办法”：党委领导首进问责范围

问责制重在“问”，要科学地“问”、规范地“问”，明确“问”的对象，提高“问”的透明度，拓宽“问”的渠道，增加“问”的力度，扩大“问”的范围。只有这样“问”，才能达到“问责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     

“攻关”胜于“公关”

“公关”和“攻关”都是解决问题、战胜困难、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但二者取得的成效、产生的影响、蕴含的精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关”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塑造形象、平衡利益、协调关系等方面不可或缺，但绝不能也不应一遇到困难和问题，首先想到“公关”而不是“攻关”，甚至拿“公关”当“攻关”，以“公关”代替“攻关”。     

内江式“维稳”的二难推理

有海外华人回到国内，在某市发现“新生事物”一“维稳办”与“维稳中心”，便在他的博客写下了自己的困惑：其一，何谓“维稳办”？此惑已经有人替他解了，“维稳办”就是“维护稳定”的办公室；其二，既然有了“维稳办”，何以还要“维稳中心”，此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此惑似乎依然未解。前些年，不少政府职能部门都有与其职能相关的“中心”，类似“二政府”，靠着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去“创收”。“维稳办”既是政府的临时机构，“维稳中心”很可能就是他们“创收”的“中心”。这也只是“可能”，如今搞了“阳光工资”，按理是不能再用任何名目去“创收”的。     

《论语》“知”的“功夫论”解读

《论语》中的“知”涵摄了“仁”“学”“思”“省”等重要范畴，它们可融贯于一套整体的儒学“功夫论”系统中。在此解读视域下，“知”就是教导学者在本体“仁”的引导下，通过积极不懈地践行“学”的工夫，以实现自我的真实生命，并最终在艺术人生能力的获取中展现出“不惑”乃至“天人合一”的“智”之境界。从“功夫论”的解读视角出发，“知”作为一个概念系统，其思想理论的特点与价值能够得到准确而充分的发掘，同时，这种诠释的方法也是将“功夫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取向，在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论尝试。     

做好“三员”根治“四风”

从风源来看，“四风”根源在领导。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医生”也是“病人”，既是活动推进者也是行为主体人。正本清源，根治“四风”关键在主体归位、做好“三员”。     

社区建设：基层公民社会的发育——以浙江省城市社区建设为例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社区”这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被再三提及：“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发展社区服务，方便群众生活”；“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以上与“社区”相关的论述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即“自治”、“服务”和“党建”。如今，在浙江省，“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党建”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在社会领域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基层公民社会的发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贴现

对于世界经济日益联系紧密的趋势，人们曾创造了很多词汇来描述它，如“经济国际化”、“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在金融领域，对应的也有这三个词，分别为“金融国际化”、“金融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尽管这三个词在字义上存在很深的程度差别，但人们在运用时并不作明确的区分。大致说来，在八十年代，“国际化”、“一体化”用得较多，九十年代以后，     

大力实施道德建设工程建设文明厚德新莱州

从“十一五”时期开始，我们积极实施“三德工程”、“四德工程”和保护未成年人“心灵工程”，即道德建设“4＋1”工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加强道德建设关键要在“真”上下功夫，在“实”上见成效。     

“以人为本”就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本”

“以人为本”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针对“以神为本”的，在当代中国是针对“以物为本”的。在这两种场合，都不涉及在人的内部以哪个特殊部分为本的问题。 然而，“以人为本”一提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以人为本”不讲“人”的阶级性，是个“错误的提法和指导方针”，甚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由此，他们提出了“以人民为本”，甚至“以革命无产阶级为本”，即以无产阶级中具有革命性的那一部分成员为本。     

学问之道（二题）

学问之道，切忌硬伤。硬伤的确切含义，以我之见，就是“伤”得明明白白，“伤”得确凿无疑，“伤”得没有什么可以商量。假如有人说1918年的“中苏关系”如何如何，那么，“硬伤”就在其中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世界上虽已有了苏维埃政权，却尚未有苏联，更没有“中苏关系”。在这种问题上，不存在“见仁见智”。     

欧美国家如何休假

“中国式休假”遭吐槽，“黄金周”成“黄金粥”，“福利”变“负担”。那么，欧美发达国家在休假方面有何规定，如何执行，反应怎样？     

强化针对性 深入做好防范和处置“法轮功”等邪教的工作

自从1999年中央宣布“法轮功”是邪教组织，并开始全面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对“法轮功”骨干人员进行处置，对“法轮功”痴迷人员进行大范围的教育转化以来，应当说我们在国内已经取得对“法轮功”斗争的主动权，绝大多数的“法轮功”痴迷人员已经被教育转化，回归到正常人员的行列。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还在“法轮功”邪教的泥塘里不能自拔，